北京时间2010年3月21日上午，经过长达10个多小时的激烈辩论，美国联邦医疗保险改革法案终于以微弱优势在众议院通过，23日奥巴马用20支笔*（注1）签署后成为了美国联邦的法律，30号奥巴马签署了医改最后的一个文件，医改预算修改议案。*（注2）至此，奥巴马上台一年多来一直努力推进的也是他最在意的关于他上台时所承诺的推进美国国内变革的最大改革——医疗改革，终于得偿所愿将要实现。知道这一年多关于美国医改的争议与纷争的人都明白这一切来得多么不易，奥巴马团队、民主党和共和党，白宫和国会，美国社会中的穷人与富人，不同立场的媒体为医改到底可行不可行、适宜不适宜、应该不应该争得面红耳赤几近对立。有人高呼，美国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朝野对立甚至民粹。这让从1894年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这一年多在外交上显得很是谦恭。但很明显，严重争吵甚至存在过激言论的同时，这个国家强大的理性力量仍然是主流，这让即使是自私的目的也不会破坏美国存在的共识基础，那就是民主、自由和法制。只要符合美国宪法只要是多数同意，那些自私的人也必须遵守，而且奥巴马和他的支持者们也不会像那些极端言论说的那样是破坏美国基础价值观的人，比如自由和民主。虽然此后的理性与利益的博弈仍将十分残酷。
这个法案的意义在于在这个一直以来被某些国家认为是被多数利益集团控制的国家，民权一直在取得的胜利。美国的民权力量在不断壮大，壮大到美国总统是被民权力量选出来的，是代表他们的。虽然我们都明白理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是多么的苍白无力，但很明显凡事要改变都需要一些天真的人，而奥巴马就是个理想主义的代表。民权运动永远是处于弱势的群体争取合理权利的武器，更为重要的是它是抑制邪恶、改善社会风气、推进社会精神进步的力量。有人说这让独立宣言这个美国另一个宪法中，“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又加上——人人都有享有医疗的权利；有人说这是又一个权利或者人权法案；有人说这是继上个世纪肯尼迪签署民权法案后民权的最大进步。有人把奥巴马和林肯相提并论。是的，他做到了。他再也不是反对者一直以来攻击他的只会说空话，软弱，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了。他做到了从罗斯福到克林顿都想做却做不到的事，他配得上那些荣耀不论是现在还是未来。他告诉人们理想主义者拥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去实现他们口中那些振奋人心的光荣的理想。
而且这个法案在将来的实际效果中也将使得这些理想和权利变为现实。虽然共和党对它的细节和可实行性强烈质疑，但从我看到的和我理解的来看这对于建立一个新的医疗保障制度来说一个好的、平衡的、从长远考虑的、可实行的、对社会有益的法案。如奥巴马所言，这个法案可能不完美但它使医疗改革走在正确的路上。
作为一个在这里努力推动民权运动的一份子，关注美国医改这个社会领域里极为重要的变革是理所应当。这既是一个学习美国政治和社会的机会，也带给我们许多关于民主的思考，特别是联系中国的现实。（其实所有对其他国家、民族的理解和学习都是为了这片我生长的土地和我必须负有责任的同胞而去做的。）在谈这些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美国的医疗改革。
我们都从媒体上听到，美国是所有西方国家中唯一没有建立全民医保的国家，这让美国在欧洲备受嘲讽，有欧洲媒体在这个法案通过后嘲讽说美国现在进入了20世纪。据美国国家统计局统计，美国有15%左右的人没有医疗保险。这些人要不就是无力负担高昂保费，要不就是保险公司不给保险，要不就是雇主不给医疗保险。而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中有70%以上的人投的是商业保险。而如同那些金融公司的肥猫一样，利益至上，让美国人每年负担了25000亿美元的保费却造成了一个又一个没有医疗保障的悲剧。商业保险公司为了争取利润，让富人享有了极端优势的资源而让穷人被以各种理由被排挤出去，不予保险。这还要拜中国人熟悉且喜爱的尼克松所赐。在揭秘档案中，尼克松为了图利保险商而修改保险法律而让资源趋向少数人，而这样可以赚取更多利润。这样不平衡的状况既造成美国人在医疗领域极大的浪费又造成极大的医疗保障缺口，让几千万美国人处于没有医疗保障的恐惧中，让负担起医疗保险的穷人们处于极大的压力和有可能不被保险公司承担保险的风险中。医疗改革是必须的，是理想主义者早就期望的，是负责任的政府必须去做的。而之所以许多人失败了，在于美国对待人人享有医疗保障权利的态度和既得利益者们的阻挠。
美国是一个崇尚自由的国家，人们希望政府权力越小越好，个人要为自己负责，所谓强者生存。他们崇尚依靠个人努力成功，以失败为耻。经历很多斗争甚至是战争的教训让他们认识到自由竞争的基础不止是经济竞争的公平公正、政治的民主还有社会领域的公平和有保障。（社会领域的公平是维系社会可持续发展、穷人向上移动、缩小贫富差距、让社会和谐、充满活力和积极向上力量的必须。而做到这些面临的阻碍也是前所未有的，因为既得利益者们多数是作恶得来的利益，如果让社会领域公平意味着他们将付出更多获得更少的利益，虽然那是被他们剥削的人应得的。而推动美国社会的建设和保障人的权利一直以来是美国民权力量的责任和目标，它在这个制度下的存在一直使得这个社会稳定和让它回到它偏离的正确道路上。）二战后，美国和更多的国家的人达成的共识是《人权宣言》里那些权利是保障一个社会进步的必须，其中就有有保障的自由。所以二战后欧洲国家建立起了福利社会，养老和医疗都是基本的社会保障。美国也是一样，但对于医疗保障的权利态度却和欧洲不同，他们认为一个人有了生存权保障就行了，万一有了意外政府可以救助，但以后你必须偿还，所以医疗保障是依据个人能力大小承担的，不是政府的责任。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努力让每个人特别是孩子享有平等的医疗拥有平等健康的生命或免予承担对无法治疗不幸获得的疾病的恐惧是社会平等和让这个社会更加进步的必须。对于已经获利的保险公司、一些企业的雇主和一些与保险公司有利益交换的医院来说，他们当然一直以来阻止美国社会里企图建立这个基本保障的力量的努力。（我一直说资本主义有原罪，它会使生在其中的人丧失人性而变得更加自私，可那却是人性现实的必然，人类还没有进化到资本主义可以完全不作恶或者促进善，所以必须社会里有平衡力量而且政府是两者平衡的协调者。）而且对于美国富裕的中产阶级和富人来说他们也对于政府加重税负无论政府拿来做什么都有天然的反感。这些力量让医疗保障的改革努力一直没有成功。
被广大美国人民选出来而且拥有阶级情感的奥巴马上台后把这个作为国内改革重点是必然的。加之美国遇到了一场发源于此的经济危机，最艰难的时刻也是改革最好的时刻，因为穷则思变，因为社会里有强大的希望改变的共识。而奥巴马更像是因为这股力量推上这个位置的。是像一个政客那样为了选举利益和眼前利益去推行对长远无益甚至背道而驰的改变还是冒着失去权力的威胁，为了承诺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去做一些正确的事呢？奥巴马选择了后者，他像罗斯福在美国最困难时刻做的那样从美国的未来考虑，开始以医改为首的一系列对美国未来至关重要的改革。林肯废了奴却被刺杀、肯尼迪签了民权法案就被杀、奥巴马也面临着死亡威胁和无端的污蔑，但林肯让美国开启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肯尼迪让美国从迷茫中走出来开启了繁荣的80和90年代，奥巴马也在做正确的事情！他努力做使社会更加有保障、更加公平的事，帮助应该帮助人而且这对于让梦想继续和让社会充满活力而言最为重要，做为美国经济发展可持续性发展而必要的投资，是的，那些将会触碰一些人的利益尤其在经济不好的时候他们的反弹会更大。但在这个体制里，只有对现在应不应该做有没有效果的争论虽然那些背后多是短期利益受损的人的反应而没有对那些将对美国长期无益的质疑。这一切是透明的，是会被人民选择的，当然承担自私责任的也是人民，你必须为自己的未来和自私之间做出选择。而且让人感到这个体制伟大的地方在于对于教育的改革和加大投入几乎没有遭受太大阻力。这样的好处是让一切尽可能的透明化，让美好和良心展于世人面前，让肮脏和自私也展于世人面前，让一切努力尽可能的归于事情正确前行的道路上虽然会有曲折。这让一种信念和为之奋斗的力量永远存在在这个社会，因为它终将受到社会的奖赏。它承认人性之恶，那也是自由的一部分，但它也相信人会选择善和正确的事情。人不会一下变得高尚和深刻，但你必须给予他几乎去变得如此而不是为了避免恶而教化人民只会顺从，那样既不会达到效果而且往往是一场空。这是奥巴马们如此存在和如此坚定的原因，也反应了人类救赎之路很漫长。
一个关于启动这场改革的故事广为流传。据奥巴马自己说，是一个叫纳托玛。坎菲尔德婚姻破裂和身患癌症的女清洁工给他寄的信点燃了他的信心，使他勇于去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和圆满解决一个百年难题，去进行医疗改革。纳托玛。坎菲尔德在信的开头写道：“亲爱的总统： 我50岁了，16年前被查出得了癌症。12年前离婚后，我就变成了一个自由职业者。”接下来，她讲述了自己由于付不起高额的医疗保险费用而遭遇的经济困境。2009年她缴纳了1万美元保费，而社会福利只能帮她承担1000美元的费用。纳托玛在信中写道：“我需要您的改革帮助我！我真的没有办法支付医疗费用了。”她在最后写道：“请坚持改革，因为我和很多人都急切的需要你的帮助。”（西班牙世界报报道，一个清洁女工的命运如果在这个国家将永远是被抛弃的命运。）
正如奥巴马在医改法案获得通过后说的“所有花时间坐下来写信或者发电子邮件的无名美国人，你们希望有人听到你们的呼声——今晚有人听到了。无数上门或打电话展开宣传的人，你们之所以能动员起来，是因为坚信这个国家的变革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让我重申这个信念：因为有你们，这一个才成为可能。”是的，是人民的呼声要求奥巴马去改革。
改革的重点是改善运转不良且收费过高的保险市场，同时扩大医疗补助在穷人当中的覆盖面。简单说，就是劫富济贫！关键就是对富人们多收钱和对既得利益者开刀。医改法案就是奔着这个目标去的，而且在许多人看来它是有效的。其实解决这个问题有方法，百年未解决就是因为既得利益者的阻碍。既得利益者主要有三类人：保险公司、一些与保险公司有利益勾结的医院*（注3）和一些因为经营而不愿替雇员付保费的雇主。其中保险公司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也是改革的关键。一些中产阶级的反对则是由于经济危机下加重税负对他们现实生活造成的压力。这些人的说辞是，在经济危机下不把就业和振兴经济放在首位反而提高税负是错误的，虽然长期来看医改是必需的。而且他们还认为这个法案是不合时宜增加赤字虽然从长期看是减少赤字的，浪费资源且得不到应有的效果的，还质疑这里有幕后交易。他们最著名的口号是，“今天强制让你买保险明天就会强制你买电动汽车”。而作为这些人的政治代表就是共和党人和茶党*（注4），在奥巴马把医改议案抛给国会时，共和党和茶党一直在十分坚决甚至激烈的反对。激烈辩论，媒体炒作，示威游行甚至互相攻击，而且在此期间民主党还失去了在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的席位。奥巴马没有选择妥协，而是表现出愤怒和雄心勃勃。他很坚定甚至很强硬。但他努力说明医改的意义即使对一直攻击他的人和媒体。在接受FOX（注5）电视台采访时，甚至被主持人侮辱。奥巴马说过，即使失去连任机会也要做正确的事，他要改变华盛顿的政治环境。前文说了，民心和民主党对奥巴马的支持（虽然这次投票还是有民主党议员投了反对票）加上奥巴马团队特别是奥巴马个人号召力使得这个百年没有办法解决的难题终于在当地时间3月22日得以解决或者说向着解决走出了最为重要的一步。
通过的医改法案将给美国带来什么？它将禁止保险公司拒绝为投保者已有的疾病进行赔付、不受理患者的投保要求或为终身保险设定上限，并限制保险公司设定每年的赔付金额。建立以州为基础的保险市场，使没有雇主提供医保的人可以自己购买。大多数美国人将被要求购买医保，否则将面临罚款，大公司如果不为员工购买医保也将面临处罚.*（注6）法案还将对收入高于政府医疗补助计划的要求但低于联邦贫困线的4倍（2009年的贫困线是四口之家的年收入为2.2万美元）的个人提供补贴。大约有2000万个美国家庭有补贴资格。法案还规定老年人在购买特定处方药时享有折扣，这类处方药在总消费额超过一定限度时不予报销，这一问题将在2020年之前得到彻底解决。最先的改变是只要支付额外付费，父母就可以将自身的医保覆盖范围内的成年但不独立的子女的医疗保险延长到26岁。这一切最早将在2014年或者更晚的时间实现。而且这些不意味着短期内大幅降低保费或者医疗费用，但这是个重要的起点。这些改变的钱将会从对富人多收的税金、对医疗行业的收入和现有医保制度削减费用的所得来提供。而主要投给3200万没有保险的人，这是最大的受益人。还有品牌制药商、医疗器械设备制造商、品牌生物制药商也将从这些改变里收益。当然最大的受损方是保险公司。
虽然医改通过了，多数美国人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但华盛顿的纷争远远没有结束，奥巴马要接受的挑战还将继续，共和党也不会善罢甘休。但如同奥巴马说的：“面临危机时，我们没有逃避挑战——我们战胜了挑战。我们没有回避责任——我们欣然承担了责任。我们没有惧怕未来——我们塑造未来（太棒的激励人心的话语）。”
简单介绍了美国医改的意义和历程，我除了一再表达对奥巴马的推崇，这是我一直以来毫不避讳的，还让我看到了这样的一种社会体制或者说民主体制。在这个体制里所有基本共识都是相关各方经过斗争平衡后被高度接受不可触碰，且所有人都会认为可以从中受益的。所以即使共和党强烈反对，它也不会推翻美国宪法关于立法的规定。而且在这样的制度里，开放透明保障了一切善的、恶的、自私的、深谋远虑的公共事务尽可能暴露在大众面前，让人民知道。让人民选择，当然人民也会犯错，但错误的代价让人民觉醒而让一直坚持正确事情的人成为领袖，这就是民主的意义。你知道人民成熟是一个历程，刚开始时可能是民粹或者极易被煽动，但民主的基础是相信人是平等的，社会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如果要付出代价，那也是前进中应当的，而且精英在脱离民主的情况下很容易走向专制和自我扭曲。更为可贵的是它留给了民权、理性生长的土壤，而且最终胜利的一定是民权和理性。我们看到了经过几百年自我权利斗争的结果，美国医改如奥巴马所说是自下而上的改革，是人民的改革。他们会为了自己的权利相互串连、示威游行、成立组织，用选票说话。而且我们看到这里没有谁是谁的权威，总统不比任何一个人更有对这件事的发言权，而谁都可以就自己的理解发表看法。没有谁去教谁去做什么，一切都是建立在尊重人的独立人格和独立判断基础上的。即使是帮助穷人的给穷人帮助的举措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还有对制度建立的完善和对法律的敬畏，这两样让邪恶自私的人也只有理性的狡辩而不会做出更加肮脏的勾当。
联系中国的国情我们看到这里最缺少的是什么？这个制度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那就是精英的自恋与教化迷思与这个几乎是个黑箱的体制不惩罚邪恶反而扼杀做正确事的人，也就是好人被人欺，小人当道了。前者我在许多文章里分析了这个问题，它多与我们的民族劣根性有关。后面这个问题在这里详细说一下。
很多人都意识到这个体制一直以来没有惩罚恶的机制而总是妥协于恶。从文革以来一直如此，按邓小平的话是稳定压倒一切。这句话不但是说给对体制不满的人听的，也是说给体制内作恶的人听的。只要体制内的人不过分不阻碍体制内改革派的举措，你以往做的事就可以不追究。也就是缺乏转换正义。文革里作恶的许多人仍在体制内，21年作恶的人一直在体制内，现在也出现了犯错官员异地上任的新特点。这样的体制让作恶的人渐渐绑架了体制内希望做事的人。做事的人开始是为了做事而妥协，作恶的人发现让做事的人做事可以给他们带来好处就无比支持这种妥协的改革。结果受损的总是社会里的弱势群体，而且是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些弱势群体里。这个历程就是只进行经济的等级化改革，而政治改革不动这是妥协与恶，因为一旦民权产生他们就将暴露于阳光下。而且会让政治环境更不利于希望体制内做事的人。社会改革几乎没有动力，因为作恶的人自私透顶没有利益或者他们认为那些不是利益的事情他们不会做，而且拜金主义的官老爷们可以收钱，送钱给百姓虽然那是他们应得的也要千方百计捞一笔。接着作恶的人发现如果自己按照做事的人那样做事可以获得东西更多，他们就开始有样学样一起开始经济的等级化发展。做事的人知道发展到一定时候瓶颈到了必须开始政治和社会改革，可作恶的人再次绑架他们。为了守住自己的既得利益或者获得更多利益，各种短视和疯狂的经济行为导致了中国的经济快速扭曲的增长。到了现在，瓶颈马上就要到来了，留给想要做事的人改革难度越来越大了，时间越来越少了。可以预见的只是悲观的未来，我想到的是一切这几十年的繁荣如同过眼云烟什么也没剩下，绝大多数中国人又得陷入苦难当中去。我们在嘲笑一些国家的道路时，我们却看到了人民的成长，按部就班不投机。我说过一个国家可以物质上一贫如洗，比如二战后的欧洲、日本，但有了成长的人民而不只是成为奴隶的人民，任何辉煌都可以重建。可中国乱了以后呢？还是原点。
所有对共产党说话的人都是对它寄有希望的人，因为还是可以看到希望，包括我虽然我认为以后这个党不会以现在的形式存在而且我也认为体制外的自觉才是体制内改革的希望。我们都希望它去推动改革，我想不要再畏惧那些为恶的人，坚信正义坚信人民力量站在你们一边。在看关于美国医改的资料里，有一段谈到了古巴。这个贫穷的国家给它的人民提供了比美国还要好的医疗保障，这让很多美国人前来就医。一位美国妇女哭着说：这太不可思议了，这我们这个最富裕的国家，我却看不起病。而在古巴同样的药只卖50美分。而一位古巴官员的话让我听到觉得对中国官员而言也是个极大的讽刺：古巴这样一个缺少资源的国家都可以做到为人民谋福利，美国为何不可以？国家越富有就应该越给人民创造更好的生活。而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而听到山西矿难，听到疫苗造假，听到地沟油，听到腐败，看到一个又一个官员在做错误的事情，而且这个国家也在坐着错误的事情而自欺欺人。更为可怕的是，体制内想做事的人也渐渐扭曲。本来是希望妥协换来改变后来自己也变成他们一份子却自认为自己明白情况。人们都说美国人太直不会拐弯，可拐弯太多就已经变得不是你自己了。本来想以积极的态度结尾，可还是落于悲观！
注1：因为他要把这些笔送给推动改革有功的人士作为纪念。
注2：不仅是关于医改的预算还加入对美国经济困难的大学本科学生的资助计划，400亿美元，让他们可以更容易的从金融机构贷到款，也让资本投向公共领域而不再像华尔街的肥猫们只会让钱沾满苦难和铜臭味。这是奥巴马对美国社会未来做的一系列意义深远改革的又一体现。
注3：在一次美国国会听证会上，一名在医院工作的医生忏悔道，为了替保险公司剩下50万美元，我告诉患者不去做本应该去做的手术，而作为回报每月我获得几千美元的回扣。
注4：茶党是源于美国独立战争前夕，波士顿的工人为了反对英国殖民者加重税负而把茶叶倒入海中以示抗议从而掀起美国独立运动，而此后美国有些人为了反对政府加税而“税已经够多了”的英文首字母又是TEA，所以他们就以茶党作为成立反对加税组织的名称。
注5：我了解FOX是因为《阿甘正传》和《辛普森一家》是它的代表作。而且在《辛普森一家》里他们也在攻击FOX总是很极端，在艺术领域很是开放但在政治领域却是非常保守。
注6：美国现在的失业率是10%左右，而医保的覆盖面是95%。美国有完善的报税、社会保险、就业促进和失业保障及穷人福利制度，所以没有工作且没有机会获得政府直接帮助的人可能无法享有医保，这些人占总人口的5%左右。（我猜想的）
2010年4月9日星期五
谈爱国主义和中国的“爱国主义”
一、序
我的成长经历告诉我，在我未完全自觉之前，我是一个绝对的“爱国主义”者。当然现在我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只不过是对其自觉后的发自内心的情感，那是有益的爱国主义。回想过去，以现在看来那时的我完全是被这种“爱国主义”蒙蔽了心灵，阻止了了解真实，通向独立自觉的可能。那时的我是那么的自私或者是那么自觉的被愚弄。其实归根到底还是自己的自私控制了自己，那个主义只是个外衣，没有它还会有其他的借口。看似可笑，一方面让人“爱国”，强调集体主义，强调无私，而实际上人们却都朝向了自私。因为人变得无私需要自我救赎，需要心灵解放，需要自由与人道，可在这里只要你有着“爱国主义”态度，其他就没有必要了。我们的教育中关于精神的主要就是这个目的，而后就是强调自私、务实的应试。前者是社会态度的培养，后者则是鼓励自私与短视。结果虚伪的年轻人自觉或者未自觉的拿着“爱国主义”的态度对待社会，实际是利用它实现自己的私利。上梁不正下梁歪，有样学样，年轻人被老人们牢牢地控制住。坚持不被束缚的心让我反思不断救赎自己走在更自由的路上，让我现在看到了这种“爱国主义”的可怕和真面目。很长时间想把它系统的总结下来，可其实我不想陷入这种揭露我们多数人劣根性和无法说服这些人的口水中去，就像多数独立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无奈一样。而且你说这种“爱国主义”是劣根性，会招来许多人义正言辞的愤怒和指责。但你知道写作的一个作用是让你更加深入的思考这个问题，加之对我而言是个保持内心美好的一位儿时的姑娘的义正言辞的“爱国主义”态度及不断在网络现实里某某和某某的关于政治和社会的口水里实质都是纠结于这个“爱国主义”，想逃得逃不了，乐此不疲的还是悲剧或是自欺欺人的结果，这些不断让我思考这个“主义”，该是做个总结的阶段了。而且该澄清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什么是中国的“爱国主义”了。另外，必须承认里面涉及的历史和对其的态度我还是粗浅的认识，还需继续学习和思考。
二、舶来的爱国主义
1、爱国主义的概念及我的态度：
打开维基百科搜索爱国主义这个词条，你会看到那里关于爱国主义的定义：“爱国主义是指个人或集体对‘祖国’的一种积极和支持的态度。这里的‘祖国’可以是一个区域或者城市，但是爱国主义一般用于某个国家或者联邦。爱国主义包含了这样的态度：对祖国的成就和文化感到自豪；强烈希望保留祖国的特色和文化基础；对祖国其他同胞的认同感。‘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并通常被作为同义词使用。严格地说，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它经常宣扬爱国主义是一种有需要并且合适的态度。（民族主义的政治运动与爱国主义的表达都有可能会否定其他人的‘祖国’，尽管这并不必要。）爱国主义隐含了一层道德规范：就其本身而言，它暗示‘祖国’（无论是何种定义）是道德的标准或价值。‘我的国家不一定总是正确的’这句名言便是此种信仰的极端（这句名言可能来自于对美国海军军官斯蒂芬·迪凯特（英语：Stephen Decatur）或内战将领卡尔·舒尔茨（英语：Carl Schurz）的误引）。此外，爱国主义还暗示着个体应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和团体利益之上。在战争时期，这种牺牲会扩大至献出自己的生命。为祖国战死沙场便是一种极端爱国主义的原型。”（源自：维基百科）当然有些观点认为，正统的爱国主义（非现代的民族主义，而是19世纪国家的产物）必须基于某种形式的共同祖先或者精神图腾。
我的理解爱国主义是西方民族国家形成后（之前的爱国主义是一种未成熟的情感，是现在爱国主义确定概念前的演进，就像爱国主义以后也许会演进为世界大同主义一样。）个体或集体对于其国家和民族共同精神、传统文化的认同及由此产生的自豪的态度和社会道德观念。这种观念或者态度是基于非理性基础上的，为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特色自豪并强烈希望保留或者宣扬出去。这种观念认为这个国家的人对待自己同胞的责任大于其他地方的人，人应该忠于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国家服务。国家这个概念被寄予了这片土地的过去精神归属感的含义。而且就这种主义而言其实它是源于自发的，每个人都会对养育他的社会和形式有感恩和责任感，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就像哲学家阿拉斯戴尔（Alasdair MacIntyre）的著作《爱国主义是美德吗？》中，他指出一个时代对道德概念的原则建立在对来源地等偶然特性的盲目崇拜上（意指非理性），因此也就拒绝爱国主义可以选择这一观点。虽然他认为可以重新建立一个道德概念避免爱国主义被乱用。
这种基于非理性的态度其实而后也会发展为更加理性和自由的爱国主义。当世界各地人们的交流和融合越来越广泛，保留自我特色为自己国家的过去骄傲与包容和创造属于世界的文明越来越不矛盾。（虽然世界不同文明和文化的冲突从来没有停止过。）也许对于后世之人而言，他们已经模糊了过去的骄傲到底是哪个国家创造的因为它越来越是世界创造的。这是一个关键的态度，是为否定别人肯定自己还是为建立人类共有的文明而参与融合。而且不同文化的竞争对于创造而言也是激励作用，只要秉持的不是你存我亡的心态。但对于现实世界而言，竞争往往意味着否定别人而且是想方设法的否定别人而不择手段。因为人们在乎的不是精神上的进步而是各种自私的欲望与贪婪。这也是爱国主义被滥用和产生中国特色“爱国主义”的原因。
虽然世界大同主义或者宗教主义者会批评这种没有被乱用的爱国主义是选择性的利他，这和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没有区别。而且现实里、历史里正如我前文所言爱国主义一直被拿来滥用，造成的灾难也是无与伦比。如“爱国主义是一种有害的、精神错乱的白痴形式。爱国主义就是让你确信这个国家比所有其他的国家都要出色，只因为你生在这里。——乔治.肖伯纳”这样对爱国主义严厉的批判也一直以来呈现由于这种灾难带给人的伤害而对其的厌恶 。但我是爱国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但它不是最高信仰，这就决定了我对待爱国主义是“非理性前的理性”——在爱这个国家的文明为之自豪而感到对自己的同胞更有责任感的同时，理性看待平和看待问题。就是看到这种爱国主义是在一些基本价值之上还是之下。如果在其之上，这种爱国主义就是极其危险的。之下就是正常的可以接受的起正面作用的情绪。
2、爱国主义被乱用的原因（而这也是我的爱国主义态度产生的依据）：
爱国主义除了个体或者集体的天生的信仰外，国家或者代表其的政府其实宣扬爱国主义也是合理的。一方面在民主政府管理的国家里，政府是为人民提供服务的机构，政府机构和行为其实是社会多数人意志的体现。促进人民进步政府行为是因该被鼓励感恩的。爱国其实就是感谢这个社会里的其他人，感谢政府执行了人民的意志。另一方面，民主国家是在社会共识上建立的，那么热爱这个国家的文化和传统并为之自傲也是国家应该不断宣扬的，而且那是责任。特别是国家建国、卫国和民族领袖诞生日等等这些具有标志意义的表达对国家热爱、感激和忠诚的纪念日时的集体纪念活动，而且往往在社会共识高度一直的国家，这些纪念爱国活动更加名符其实，发自内心而不是被教化。为了表达爱国情绪，往往国家会创造许多符号来供人们表达这种精神上的依恋和热爱比如国旗等等，而这种精神力量对于国家团结、保存发扬自己文化、提高民族凝聚力都有很强的作用。
不过要指出，爱国主义不是国家凝聚力的基石。只有一些基本的社会价值观被承认的国家共识下，爱国主义才能起正向作用。而且对于成熟民主国家来说，那些过于这个国家过去的一系列的精神历程在广泛讨论和时间检验下成为社会高度共识，对于由此产生的爱国主义，大家都发自内心。但在成熟民主国家，越是里现在比较近的事情，尤其是每届政府的作为如果没有形成社会共识，人民对它的批评和爱国与否没有什么关系，而且政府也不会因为反对而拿出这个不爱国的帽子扣在反对者的头上。比如美国9.11后仍然有人反对战争这和不爱这个国家没有关系。比如奥巴马经常拿中国、印度的明智做例子证明本国需要基础设施需要升级，这丝毫没有人怀疑他忠于美利坚合众国。也就是说，爱国主义是在社会共识的前提下的。人们爱的是前辈广泛讨论和斗争留下的共同价值和现今政府做的取得多数人认同的事情，因为这些而爱遵守这些价值的国家，凝聚在一起，而不是爱政府和统治者。政府也不能完全代表那些价值，反而政府要去符合那些价值和做正确的事，而判断的权利在于人民和政府的相互交流。反过来说为何在成熟民主国家不会出现多数人的暴政和封闭僵化的非进步的对过去的共识？因为这些共识是在启蒙人本思想后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里形成的对尊重人的权利和自由，保障这些的模式如民主和博弈、法制和理性、开放与包容等的共识。所以这是一个不断进步拓展的共识，是一个可以正向积累的共识。所以人们在这样的共识价值基础上爱这个国家，建设和发展这个国家。在这个基础上选出政府，而政府不代表这些价值和共识而是履行和发展这些共识。而这个过程是在这些共识下拥有权力者和人民开放和包容的交流下完成的。这样的国家宣扬的爱国主义和人民自发的爱国主义统一在这些共识下，爱国是正向凝聚作用的和被接受的情感力量。当然如美国也有叛国罪，也有厌恶这个国家的少数不承认这些共识的人，而共识里就包括如何处理这些人的态度——尽可能的包容和尊重，但你必须服从大多数人不仅是现在而是这个国家一直以来的公民所形成的共识，否则你将会受制裁。但你可以保留你的意见，因为那里可能有多数人忽略的自我修正的力量，当环境经验变化，人们或许广泛接受。而异于共识的人不会因为不爱国而受到任何非共识对待，这就体现社会共识大于爱国主义，理性在爱国主义之前，爱国者是自愿和可变的，更别说对反对政府人的包容性了。你知道人类进步必须要有精神信仰，而那不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个结果、是个反作用。那些人类自觉历程里的共识才是精神信仰，是爱国主义的因。
而在一些国家里，爱国主义却变了味。政府和统治阶层利用这种情感控制人民实现自己的私欲而罔顾国家的价值和人民的福祉。少数人为了自己的野心，夸大外国威胁，宣扬仇恨，告诉人民政府和他们是唯一保护和捍卫国家价值和他们的尊严的代表。要让人民觉得忠于它们就是忠于国家忠于这个民族的过去，让爱国主义取代理性判断，让他们的标准成为这个国家、民族过去和现在的共识。最终让爱国主义的原始情绪演化为控制人民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情绪，让政府和少数人成为独裁者利用人民来实现自己的统治或者其他私欲。这样的国家比如像二战前的德国、日本，它们往往对内残酷统治、洗脑教育、扭曲传统和人性，把爱国主义当作是攻击对手的手段之一，指控对方是不爱国的人，借此获得正当性来污蔑和严酷对待异己，而人们为了证明自己爱国而变得扭曲、情绪化，而这也虚耗社会中正独裁者的陷阱。对外发动战争，侵略他国来转移这种统治的不稳定性和不可持续性的压力。所以一直以来许多人都对爱国主义深恶痛绝，前文肖伯纳说了那是一种“白痴形式”，还有在美国爱国主义的历史一直因为以下原因被指责。它们是：对哥伦布之前的土著的灭绝政策，大西洋奴隶贸易，民族驱逐，和针对领土扩张中的侵略行为。安布罗斯·比尔斯称“爱国主义是一堆易燃的垃圾， 任何想照亮自己名字的人只要朝它丢根火柴就可以了。”塞缪尔·约翰逊把爱国主义视为：“爱国主义是流氓无赖们最后的藏身之地”(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作家施威全指出：“族群是被建构的，以其为基础而成立的国家更是。孙文说：“‘国家是武力造成的。’而且，常常是被外来的武力逼成的；既然国家是野蛮强暴下的产物，那国家有什么神圣的？为何非‘爱’国不可、非认同不可？所以，面对族群和国家这个课题，还是不要轻言谈‘爱’”。 （其实一直以来人们批评孙文的三民主义也是说它有民族主义的嫌疑。）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二战以后人们一直在反思。当然这和民族性有关系，但西方的人们还是认为那是因为人类社会普遍价值在有些国家没有深入人心，人民在国家遇到困难的时候被政客操弄而没有或者渐渐的放弃了个体自主性而完全依附于政府。而且必须让人民强大起来，过上有保障的自由才能不被操弄才能保障那些价值和国家的进步。当时的苏联则完全走向了另一端，他们认为是国家教化的不够好否定个人的价值，结果他们有走向了德国的老路。所以不能把责任推给爱国主义上，因为它也是被利用。正如我前文说的，它被正确使用对社会是凝聚和正向作用，而在集权国家所起的作用却是灾难性的。因此现代国家对待爱国主义的态度，还是如我前面所说，是在社会共识之下，在理性之下的一种可选择、主体可变换的对国家进步有促进作用的非理性情感，同时避免出现爱国主义被乱用的社会土壤，这用制度用经济来保障。而此种态度也成为多数人的共识。爱国主义从来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有没有乱用它的社会土壤，而人类的进步在于能从错误里学习，让教训和反思成为指导未来的共识。从对待爱国主义的态度来看，西方国家做的不错。（这里有关详细的关于爱国主义共识的形成和制度的规范不加以叙述，会有其他文章详述。）
3、当爱国主义遇到中国：
我们知道古代中国没有国家概念也没有民族概念，所谓中国一直以来是以一种文化认同存在在世界的一端。一切的其他文明和精神概念都是以这种文化中心和优越论来解释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个世界是以一种统治者的儒家文化来理解的。所以当近代被迫接受西式文明，进行现代化时，我们需要做的思考的摆脱的东西太多了。这也是所有非盎格鲁萨克逊文明共同要面对的。虽然有人认为，而且都是很大的思想家，所谓的近代化和现代化不只是西方同化其他文明，而是世界各地文化相互融合后在最适宜产生科学理性、人本思想的西方开始了人类超越束缚、自觉拓展的历史。但对于非西方各个文明尤其是对中国来说，它首先要面对启蒙自己和对过去形成共识的问题，而这最容易让这些国家的人心里不平衡。一种态度是情绪化的自负的坚持过去或者自认为的过去而不肯接受新的人类思想，这样的情绪无法启蒙自己也容易被人利用；第二种态度是自卑的放弃贬低自己的过去或自认为的过去，接受外来文明的改变，这样对这个文明的延续无益虽然可能后来的外来变化又让自己的文明得以强调，但那走向扭曲的第一种的态度性更大；第三种态度是明智的现代化过去以科学、理性的态度理解过去特别是留传至今的骨子里的民族性。但这需要独立自主、安定的外界环境和开明的统治者带领与逐渐自觉的人民相互作用。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如果做到这些，我们的开端水平更高，以后走的更快。但说实话，对于所有非西方国家来说，过去的历史做到这样几乎不可能，多数的历史只能在这三种态度的纠结中推动，去创造第三种态度的形成。只是当有些条件具备了，（而且我一直不同意物质条件的满足，即使是现今如中国物质条件满足也没有开始这一历程），走过的历史又带来了新的阻碍和变化。而国家现代化历程里缺少自下而上的全民启蒙和共识大讨论就不会形成一个现代国家的共识基础，而这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何谈以后逐渐在此基础上发展自己的思想、观念和有所创造？甚至之后的现代化还是外在的现代化、妥协的现代化、保守的现代化，这些国家的人骨子里的东西仍然没有变。
再具体到中国，这三种态度如何推动中国的近代和现代史的？是何阻碍了这种基础的建立？我们现在的努力的阻碍又是何呢？看中国的近代史和现代史，我们就会发现一个被叫做“爱国主义”的外来概念的中国化一直起着很重要的推进中国历史同时又是阻碍中国历史的作用。中国1840年后的历程更像是一些未自觉的人习惯了自己过去对待世界和自己过去的态度，突然来了一群拥有绝对实力的外来人强迫甚至摧毁了自己的生活带来了一个更加动荡的新世界。这些人陷入情绪的痛苦里，还是用过去的态度适应着新的世界，要改变就改变，不让改变就还是那样。当然外来的改变一定是物质的、投机的，加之这些人的头头们多数自私，先是利用这些人的对外来文明的不满态度（尤其在中国这个相当自负的文化里，加之西方当时不成熟的文明对他国人民带来了许多灾难。），把苦难的责任推给外来人，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时，这个态度突然有了概念叫做“爱国主义”。其实这不是如我前文所说现代意义的爱国，这仍然是任何文明都会有的对自己环境和文化的依赖和维护感。是一种前爱国主义，是一种态度和情绪。我一直说即使到现在我们多数人民都没有现代的国家概念，所以何谈爱国主义。所以我一直用双引号表明其的特殊，只是别人那么叫我们就把它叫成那样。这和其他概念一样，都是舶来的东西套上中国的内核。而后打不过外来的人就成了代理人一起压榨这群人。当其中的一些头头渴望独立自主，虽然拿着各种主义、各种舶来的思想，但为了现实考量和多数这样的头头自己本身也没有完成启蒙还是自私、短视、等级观念在身，他们再次利用“爱国主义”来争取独立自主的“国家”，当然也利用了这些人脑子里的等级依赖观念。前者是起点，后者是依托。头头们告诉人们你们是人民，他们是领袖。告诉人民必须现代化才能获得独立自主，创造自己的文明，并给予这个“国家”诸多梦想。这样的现代化和阻碍物质现代化的内在思想的改变，多数急功近利、投机，因为本身利用这个概念作为凝聚力就是在投机，而这又是无奈。这就是利用深核意识的危机感凝聚人民改变浅层的观念和物质现代化。这就避免不了出现所谓的普世价值的中国化，这种中国化是无奈的务实扭曲而不是真理的具体化。这种中国化的形成一直影响着中国的启蒙开始，因为它让传统的不适应现代社会的思想观念合理、合法的融入到了外在和物质西化的追求上，实际加强了这些观念。而且不可避免的梦想都是空谈和中国特色的。更要不得是人民仍然是被动的，还是控制在头头们的手里。这时的“爱国主义”促进了“国家”、“民族”的独立，却埋下了以后进步的阻碍。我在以前写的文章里不止一次地说道，无论是李鸿章、孙中山、毛泽东以及以后的邓小平，我们都应该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去看待他们。也许他们真的看到了他们的行为会埋下未来进步障碍的种子，但面对丧权辱国、人民陷入水生火热之中，他们如何不急切？先让人民获得安定的环境，免于死亡的恐惧，活得下来，而后再一步步前行吧。独立后的前30年里，为了确保统治和那些舶来的主义之争，“爱国主义”再次成了法宝。渲染政权的正统性，自己代表那些爱的东西。对于异己都扣上不爱国的帽子，民族败类的帽子。这里的危险在于，把统治者的意志作为爱不爱国的标准，“爱国主义”成了维护统治的工具。内部等级斗争和外部主义斗争使得国家那些外在的物质现代化都荒废了，动荡和崩溃的危险让头头们又转向了物质现代化。前10年里，由于上下一心、外部环境处理的较好，外在的物质现代化飞速发展。但越发展那种内部不适应现代化的思想观念越体现的充分，自由主义开始启蒙中国的年轻人。整个80年代呈现着剧烈的思想动荡，本可以开始的第三种态度在那个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里被压制。我在前一篇《贫者的觉醒》里有详细的阐述。但自由主义启蒙中国一直在这片土地上酝酿。之后头头们又把“爱国主义”拿出来正名其合法性，给异己扣上帽子，一边渲染着悲情和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一边还必须依赖那些亡我之心不死的人物质现代化。多数人民未自觉和头头的既得利益集团们都以各种原因相信着。之后的21年成功的“爱国主义”教育再次强化了百年以来不被触碰的内核现代化，我一直说那是通向现代正常国家最大的阻碍，也是这种模式发展的瓶颈和不可持续性的原因。尤其是年轻人对此的未自觉和从中获得利益时，这种重复王朝循环史的悲剧越来越成为可能，而此时还有已经发展起来和仍然不安全的外部环境。我一直说，中国的希望在于自由主义在中国一直没有死亡，即使在体制内也存在着自由主义的种子，而用它来启蒙才能让中国走向现代国家和正常国家。而现在这种努力仍然是微弱的和受打压的，“爱国主义”再次成了最大的阻碍，尤其是这个体制下的“爱国主义”教育。
以上对中国1840年以来的历史的论述看出“爱国主义”或者被西方一些人认为是他们理解的民族主义，对中国的独立起到推动作用，却埋下了最大的阻碍中国现代化的种子。而且它一直被头头和既得利益者们拿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和愚弄人民，阻碍中国的进步。这种“爱国主义”事实上已经成了阻碍中国自由化和启蒙运动开展的排头精神桎梏，必须详细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它实质和表现，了解它与真正的爱国主义有何不同，了解它的危害。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三、中国的“爱国主义”及其社会影响
1、所谓“爱国 ”：
我在前文说了这种“爱国主义”是前爱国主义，是人类单纯的对生活的环境文化的依赖和维护及其自豪的态度和情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爱国主义。
对于中国它有三个特性，其一它是中国民族性里自负主义的体现。几千年来，统治者为了让人民觉得生活得很好，就不这个模式渲染的无比辉煌，让每个生活在里的不管是努力还是统治者都是光荣的。这样使得这种维护和为之自豪的情绪表现的尤为强烈；其二它一直是统治者及其既得利益者维护私利的手段。当没有这个概念时，统治者利用这种情绪如第一里说的自负情绪来麻醉人民，当这个概念出来后，而我前文所述一直被用来维护他们的利益；其三它是中国二元哲学观的体现。从周易里的太极阴阳概念到近代人们选择舶来的马甲矛盾论的两分法的中国化，无不体现着非此即彼的态度和情绪。在二元世界里讲和谐共生、对立统一本身就是矛盾的，因为它的基础就是二分世界。所以这种“爱国主义”有着蔑视其他文明和否定别人才能肯定自己的情绪，有着强烈的需要得到别人肯定不管是自己造的还是其他国家的人有什么其他的意思的自恋情结。
2、相信这种“爱国主义”的三类人，而他们占中国社会的大多数：
第一类人，我们知道当这种“爱国主义”被拿来固化内核的民族性时，人民和统治之间一直以来的一个默契就建立起来。就是你让我的梦可以做下去即有希望成为特权阶层、或者在我的等级里被剥削时有你帮助的希望等等，否则即使当我认命仍然无法生存时我就推翻你，我来做特权阶层。统治者只要给予这些希望就能证明其合法性。我们未自觉的人民人人都有希望成为特权阶层和以看到别人无法获得那些希望时获的快感。所以多数的这些奴隶们在拥有希望和饿不死的条件下，非常喜欢相信“爱国主义”，因为那里有做奴隶带来的快感和相信这种态度带来的快感。而在现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奴隶的位置做的越来越稳。但不要以为这是稳定的，一旦希望破灭和生活无保障，社会的改变往往都是毁灭性的。
第二类人，我们知道年轻人是思想最为活跃和接受新事物和改变最容易的群体。古代老人控制年轻人接受他们那套世界观是以无比严厉的手段达到的。近代最动荡，国家统治最弱的时候也是年轻人最活跃的时候，也是新思想产生最多的时候。建国后的“爱国主义”教育及而改革开放后的年轻人在21年前闹过一场革命后的加强版“爱国主义”教育是新式的控制年轻人接受统治者制定模式并用理性为之辩护，而这种辩护即是扭曲基本价值又是非此即彼的总要扭曲的否定其他模式来证明这个模式的合理性。我一直说控制了教育就控制了年轻人，让教育独立在中国这个社会是极其艰难的，历来如此，而那是启蒙中国最为关键的一步。在以“爱国主义”为主体的思想教育下，统治者在人成长历程里一直灌输我前面所说的默契思想。年轻人在现代科举的教化下逐渐根深蒂固的享受起了做奴隶的快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里丢失了独立自主的人性。这个教育是教人自私，教人务实，教人服从，教人麻木，教人遗忘别人，教人接受等级不平等，教人拥有等级标签的教育。因为在进行物质和外在的现代化时也就是物质自由时，欲望之门被打开，控制年轻人还需要用丰富的物质利益作交换，不过交换的对象不是被淘汰的人而是统治者需要的人。而很快你发现，这些教育里的精英很快就被同化为了统治阶层，因为有了切实的利益。“爱国主义”的奴隶教育和对最好精英的物质交换，使得中国的年轻人成为世界上思想最僵化的年轻人，对社会责任和政治最冷漠的年轻人，最痴迷于物质娱乐和性的年轻人。中国古代圣贤说过，世界上最大痛苦在于惑。而那是好奇心和探索欲，是创造的开始。而这种“爱国主义”是控制理性的情绪，它让年轻人对于社会和世界没有惑，你只要听从祖国的话，其实就是统治阶层的话现实的话就可以了，理性是为了那个“天花板”而存在的，这样的青年何谈创造？所以我们的年轻人很快乐，可以在娱乐和性中快乐的生活，因为“天花板”下没有惑。
第三类人，就是统治阶层。很简单，即使他们不爱国，也要强调“爱国主义”，因为那使得他们成为主子。而成为主子的快感是可以长期享受奴隶看到别的奴隶痛苦的快感。而且在外在物质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这里还多了既得利益者们，他们也要强调爱国主义，强调奴隶意识。因为这个体制让他们受益，他们和统治者也有立即交换关系，比如我前面所说的教育出的精英。现在的统治阶层即所谓的权贵阶层。在中国的统治文化里，有长远眼光有人性的人存在，但在平和时期几乎绝迹。在体制将要崩盘时期，才允许他们改革，而且只是外在的改革，不允许触碰内在，因为那样恢复平和后就没有机会再做主子了。而改革者也往往妥协于务实和为解救被绑架陷入悲惨中的人民的无奈，就出现了我前面所描述的中国的近现代史。
3、“爱国主义”者的表现：
（1）他们“爱国”吗？这里他们故意或者愿意的把统治者的标准作为那种原始的对文明的爱的标准。而政府和统治者代表不了过去的文化和传统。现代社会里，标准应该由人民讨论形成共识，政府和人民共同在其之下遵守，而且是开放的。而这里不是，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所爱的东西全部变成了为统治教化而服务的扭曲的东西。而且所以我一直说，中国历史就是统治者不断教化人民的历史，这是延续。真正现代化我们的优秀古文明却是洋人，比如李约瑟帮助我们现代化了我们古代的理性思维的现代意义和对现代的经验。不是我们古代有多么伟大的科学技术能力，因为那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当时人的思维摆脱不了视野狭小和统治者的控制，而他们的经验和尝试却具有现代意义，而那是对现在有价值的。所以如果中国人拿着这些吹嘘自己多么伟大而自己却不愿也没有能力现代化他们，就显得很可笑了。就像中国的人文科学，它根本无法摆脱统治者的控制，它如何理性客观的认识，如何获得有价值有意义的成就。而且我们还看到，所谓的“爱国者们”对于国家的忠诚度非常差，当为满足欲望和私欲时，没有国家文明的顾忌，任何都可以接受。比如他们对西方的现代物质生活方式、贵族的精神享受方式趋之若鹜，而没有所谓传统和本民族价值标准。而在政治和社会改革里，他们必谈民族、文化、传统。所以他们爱的不是国家，不是文化，而是他们自己和给他们带来一系列快感的特权。
（2）他们强调爱，却总是充满着恨，尤其是对自己的同胞。每当出现异己时，扣上不爱国的帽子，扣上民族败类的帽子。污名化，阴谋论，所有理性都用在仇恨上，所有理性都用在维护谎言上。我前面说了，在成熟现代的国家里，即使对于厌恶这个国家的人都拥有极大的包容性，因为国家是人创造的，它一定是发展的。而这里我还是要强调理性的虚弱，因为我们一再看到“爱国者们”用理性扭曲人性和脱离真实，控制理性的“爱国”情绪其本质是一种对奴性的爱。就像一个吸毒上瘾者，他享受着吸毒的快感却不知道毒品不但侵蚀了他的身体还有他的判断和理性。
（3）他们没有根，虽然天天强调民族的根。所有人都是务实而短视的爱，比如老毛说天赋人权、选举很重要可现在的人却强调所谓中国模式的伟大，比如文革时的年轻人爱国就是爱毛主席现在的年轻人爱国就这个体制。我们看到只要统治者确定了什么样的体制，爱国者们就疯狂的爱上它，为它证明，对它充满希望，对前面不远的历史极端仇恨而且健忘。每一次的改变都像是与过去切割一次，我们现代的人还能继承什么，还是永远只继承了奴性？
（4）他们也没有方向。虽然天天喊着爱国，改变国家，民族复兴，精神却总在原地踏步。老邓也承认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我在《谈21年前的政治风波》里说过，也许老邓有极大的善意，认为物质可以改变奴性，可他错了。即使让一些人成了所谓中产阶级，这个国家还是进入不了现代社会。而且呈现的还是等级权贵的社会而不是公民责任的社会。我前面说过，一个抑制好奇心和质疑的精神世界只能是保守扭曲，只能是依赖外在来模仿物质现代化，何谈创造？没有创新何来方向？连共识讨论和启蒙都没有，有方向也只是统治者的，而那在中国环境里是绝对不可信任的，那没有任何基础信任。
我们在现实里常常听“爱国者们”这样解释社会问题，比如“不是制度不好，是他们不努力。那些人获得那么多是因为他们是强者，弱者就该那样，只要让穷人饿不死就行了。西方也有穷人，贫富差距，而且那些什么民主的不适应中国的文化。他们也不见得就那么好。。。”。我听到这些就是一阵悲哀。忽略过去，只看现在是“爱国者们”总有的思维，他们不谈是何造成了强弱之分，那些强是否有意义对社会和全体人民而言的吗？回顾过去，他们又会说那是原始积累必然要走的，以后会变好的。可你不知道走过那段路的获益的人都应该对被抛弃的人被伤害的人内疚和需要救赎自己吗？不，他们不这样认为。因为在那样环境走过的人只会认为自己走的很不易，成为主子的不易，获得这些是应该的，哪里会真正有内疚性。如果他们真的扶助他人也只是一种优越感的表现。他们也不会思考过去的道路到底是怎样走过的，只是在“爱国主义”的民族劣根性认同下用理性接受着教化，解释着教化，替谎言辩护，仇恨一切质疑。实际维护着他们的利益或者一直不敢面对的民族劣根性的黑暗。他们失去了人性和真实，狂欢式的快乐像是吸毒后的癫狂，何谈未来会变得美好，还是只是相信未来会变得美好？
4、“爱国主义”对现实社会造成的影响：
在前面的介绍中，这种“爱国主义”曾经起到的积极意义是对国家独立起到作用，如果以最积极的态度看对以后的启蒙和改变创造了温饱的物质环境，我指现在。如果还不改变，那一切的意义就不同了。对于现在的社会而言，这种情绪有四个方面的影响：
（1）造成了一种“爱国”恐怖主义。只要说到你不爱国，任何合理的思考都变得苍白无力。人们即使有不满也怕被扣上这顶帽子。而且你知道无论如何，谈到跳出迷思，一定会提到西方，一定会提到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化，什么是普世价值，什么是拿来主义，什么是民族劣根性。可一旦揭开这个民族的丑陋，说到那些被现代西方社会所实践的普世价值，“爱国主义”就来了。这让有益的讨论，刚开始就陷入一个正常任何一个吸毒成瘾的人无穷无尽的理性辩论里去，而我说了理性有时候是苍白的。
（2）抑制了年轻人合理的愤怒和促进社会进步的新思想的产生。我前面说了这个教育让年轻人臣服于老人，而在现代社会里一定会有独立的教育，独立的大学，独立的知识分子和为数众多的愤青。这些东西纠正着社会前行了共识的错误，监督着权力者是否执行这些共识，发展着社会形成新的共识，使社会永续的进步。“爱国主义”下的青年和教育连起码的人类基本价值都没有在社会里形成讨论，进而引起启蒙和社会共识形成。连起码的青年的愤怒，那是摆脱这种迷思的愿望都要抑制，还有什么希望。没有了愤怒的年轻人和有价值的教育和知识分子哪里来的新思想，我们还是在酱缸里折腾，虽然说着不折腾。
（3）标签文化流行。我前面说了有人说“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我们看到所有人都在说着为祖国如何如何，都在把伟大的“爱国主义”标签往自己身上贴。而一旦贴上，那些行为就是合理的，就会有人趋之若鹜。这就叫有样学样，国家可以那么做，有些人也就可以这样做。“爱国”逐渐成了手段，利益和自己才是目的，这让整个社会都处在名不符实、勾心斗角和互补信任的状态。无论好人坏人，而往往是坏人动不动就拿出我代表国家代表某某来强词夺理实行流氓行为。而且这扩大到任何国家承认的标签上去，也就是说不论事实和意义，只谈标签，而那是必须和可以代表一切的，现实里像追求越来越高的学历和出国镀金的
的社会现象就是这种文化的表现。
（4）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危险。当外在的现代化有所成就加之自负的“爱国”情绪和对西方天然的厌恶，当与西方遇到矛盾时，往往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就难以驾驭。所以一直有人说，这把“爱国主义”是个双刃剑。当统治者利用它来统治时，也可以被它绑架。而且有些人如果在这种不可持续的社会遇到瓶颈时把矛盾转向国外，战争和军国主义就会发生。但中国不是日本，军国之后这里不会现代化而是非洲化。
四、两种爱国的比较和呼吁
1、真正的爱国主义与中国的“爱国主义”的区别：
文章的第二部分论述了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第三部分论述了中国的“爱国主义”。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真正的爱国主义是在理性和共识之下的，政府不代表国家。而中国的“爱国主义”是控制理性的，是政府代表国家，是用来控制奴隶的手段。真正的爱国主义是正向促进社会进步的，真正凝聚国家的。而中国的“爱国主义”是阻碍社会进步的，阻碍新思想和改变的，而且也无法真正凝聚人民，这是一个脆弱的集合体。当国家遇到困难时，多数还是一盘散沙的自保。真正的爱国主义社会看似不稳定，甚至有人不爱国，反政府，但却是最稳定的。而中国的“爱国主义”社会看似稳定，所有人都“爱国”，但却很不稳定，一次变化都会摧毁整个过去的一切。
2、呼吁：
我们一再错过启蒙和社会共识讨论的机会，而“爱国主义”一直是最大障碍。以最积极的心看待历史，我们现在完全有条件开始以我前文提到的对待过去的第三种态度来开始我们真正的现代化历程，而且我们会走的更快、更好、更持续。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爱国主义”的危害，扫除它，特别是精神上战胜它，摆脱奴隶意识，走向正途！
我的成长经历告诉我，在我未完全自觉之前，我是一个绝对的“爱国主义”者。当然现在我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只不过是对其自觉后的发自内心的情感，那是有益的爱国主义。回想过去，以现在看来那时的我完全是被这种“爱国主义”蒙蔽了心灵，阻止了了解真实，通向独立自觉的可能。那时的我是那么的自私或者是那么自觉的被愚弄。其实归根到底还是自己的自私控制了自己，那个主义只是个外衣，没有它还会有其他的借口。看似可笑，一方面让人“爱国”，强调集体主义，强调无私，而实际上人们却都朝向了自私。因为人变得无私需要自我救赎，需要心灵解放，需要自由与人道，可在这里只要你有着“爱国主义”态度，其他就没有必要了。我们的教育中关于精神的主要就是这个目的，而后就是强调自私、务实的应试。前者是社会态度的培养，后者则是鼓励自私与短视。结果虚伪的年轻人自觉或者未自觉的拿着“爱国主义”的态度对待社会，实际是利用它实现自己的私利。上梁不正下梁歪，有样学样，年轻人被老人们牢牢地控制住。坚持不被束缚的心让我反思不断救赎自己走在更自由的路上，让我现在看到了这种“爱国主义”的可怕和真面目。很长时间想把它系统的总结下来，可其实我不想陷入这种揭露我们多数人劣根性和无法说服这些人的口水中去，就像多数独立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无奈一样。而且你说这种“爱国主义”是劣根性，会招来许多人义正言辞的愤怒和指责。但你知道写作的一个作用是让你更加深入的思考这个问题，加之对我而言是个保持内心美好的一位儿时的姑娘的义正言辞的“爱国主义”态度及不断在网络现实里某某和某某的关于政治和社会的口水里实质都是纠结于这个“爱国主义”，想逃得逃不了，乐此不疲的还是悲剧或是自欺欺人的结果，这些不断让我思考这个“主义”，该是做个总结的阶段了。而且该澄清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什么是中国的“爱国主义”了。另外，必须承认里面涉及的历史和对其的态度我还是粗浅的认识，还需继续学习和思考。
二、舶来的爱国主义
1、爱国主义的概念及我的态度：
打开维基百科搜索爱国主义这个词条，你会看到那里关于爱国主义的定义：“爱国主义是指个人或集体对‘祖国’的一种积极和支持的态度。这里的‘祖国’可以是一个区域或者城市，但是爱国主义一般用于某个国家或者联邦。爱国主义包含了这样的态度：对祖国的成就和文化感到自豪；强烈希望保留祖国的特色和文化基础；对祖国其他同胞的认同感。‘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并通常被作为同义词使用。严格地说，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它经常宣扬爱国主义是一种有需要并且合适的态度。（民族主义的政治运动与爱国主义的表达都有可能会否定其他人的‘祖国’，尽管这并不必要。）爱国主义隐含了一层道德规范：就其本身而言，它暗示‘祖国’（无论是何种定义）是道德的标准或价值。‘我的国家不一定总是正确的’这句名言便是此种信仰的极端（这句名言可能来自于对美国海军军官斯蒂芬·迪凯特（英语：Stephen Decatur）或内战将领卡尔·舒尔茨（英语：Carl Schurz）的误引）。此外，爱国主义还暗示着个体应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和团体利益之上。在战争时期，这种牺牲会扩大至献出自己的生命。为祖国战死沙场便是一种极端爱国主义的原型。”（源自：维基百科）当然有些观点认为，正统的爱国主义（非现代的民族主义，而是19世纪国家的产物）必须基于某种形式的共同祖先或者精神图腾。
我的理解爱国主义是西方民族国家形成后（之前的爱国主义是一种未成熟的情感，是现在爱国主义确定概念前的演进，就像爱国主义以后也许会演进为世界大同主义一样。）个体或集体对于其国家和民族共同精神、传统文化的认同及由此产生的自豪的态度和社会道德观念。这种观念或者态度是基于非理性基础上的，为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特色自豪并强烈希望保留或者宣扬出去。这种观念认为这个国家的人对待自己同胞的责任大于其他地方的人，人应该忠于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国家服务。国家这个概念被寄予了这片土地的过去精神归属感的含义。而且就这种主义而言其实它是源于自发的，每个人都会对养育他的社会和形式有感恩和责任感，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就像哲学家阿拉斯戴尔（Alasdair MacIntyre）的著作《爱国主义是美德吗？》中，他指出一个时代对道德概念的原则建立在对来源地等偶然特性的盲目崇拜上（意指非理性），因此也就拒绝爱国主义可以选择这一观点。虽然他认为可以重新建立一个道德概念避免爱国主义被乱用。
这种基于非理性的态度其实而后也会发展为更加理性和自由的爱国主义。当世界各地人们的交流和融合越来越广泛，保留自我特色为自己国家的过去骄傲与包容和创造属于世界的文明越来越不矛盾。（虽然世界不同文明和文化的冲突从来没有停止过。）也许对于后世之人而言，他们已经模糊了过去的骄傲到底是哪个国家创造的因为它越来越是世界创造的。这是一个关键的态度，是为否定别人肯定自己还是为建立人类共有的文明而参与融合。而且不同文化的竞争对于创造而言也是激励作用，只要秉持的不是你存我亡的心态。但对于现实世界而言，竞争往往意味着否定别人而且是想方设法的否定别人而不择手段。因为人们在乎的不是精神上的进步而是各种自私的欲望与贪婪。这也是爱国主义被滥用和产生中国特色“爱国主义”的原因。
虽然世界大同主义或者宗教主义者会批评这种没有被乱用的爱国主义是选择性的利他，这和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没有区别。而且现实里、历史里正如我前文所言爱国主义一直被拿来滥用，造成的灾难也是无与伦比。如“爱国主义是一种有害的、精神错乱的白痴形式。爱国主义就是让你确信这个国家比所有其他的国家都要出色，只因为你生在这里。——乔治.肖伯纳”这样对爱国主义严厉的批判也一直以来呈现由于这种灾难带给人的伤害而对其的厌恶 。但我是爱国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但它不是最高信仰，这就决定了我对待爱国主义是“非理性前的理性”——在爱这个国家的文明为之自豪而感到对自己的同胞更有责任感的同时，理性看待平和看待问题。就是看到这种爱国主义是在一些基本价值之上还是之下。如果在其之上，这种爱国主义就是极其危险的。之下就是正常的可以接受的起正面作用的情绪。
2、爱国主义被乱用的原因（而这也是我的爱国主义态度产生的依据）：
爱国主义除了个体或者集体的天生的信仰外，国家或者代表其的政府其实宣扬爱国主义也是合理的。一方面在民主政府管理的国家里，政府是为人民提供服务的机构，政府机构和行为其实是社会多数人意志的体现。促进人民进步政府行为是因该被鼓励感恩的。爱国其实就是感谢这个社会里的其他人，感谢政府执行了人民的意志。另一方面，民主国家是在社会共识上建立的，那么热爱这个国家的文化和传统并为之自傲也是国家应该不断宣扬的，而且那是责任。特别是国家建国、卫国和民族领袖诞生日等等这些具有标志意义的表达对国家热爱、感激和忠诚的纪念日时的集体纪念活动，而且往往在社会共识高度一直的国家，这些纪念爱国活动更加名符其实，发自内心而不是被教化。为了表达爱国情绪，往往国家会创造许多符号来供人们表达这种精神上的依恋和热爱比如国旗等等，而这种精神力量对于国家团结、保存发扬自己文化、提高民族凝聚力都有很强的作用。
不过要指出，爱国主义不是国家凝聚力的基石。只有一些基本的社会价值观被承认的国家共识下，爱国主义才能起正向作用。而且对于成熟民主国家来说，那些过于这个国家过去的一系列的精神历程在广泛讨论和时间检验下成为社会高度共识，对于由此产生的爱国主义，大家都发自内心。但在成熟民主国家，越是里现在比较近的事情，尤其是每届政府的作为如果没有形成社会共识，人民对它的批评和爱国与否没有什么关系，而且政府也不会因为反对而拿出这个不爱国的帽子扣在反对者的头上。比如美国9.11后仍然有人反对战争这和不爱这个国家没有关系。比如奥巴马经常拿中国、印度的明智做例子证明本国需要基础设施需要升级，这丝毫没有人怀疑他忠于美利坚合众国。也就是说，爱国主义是在社会共识的前提下的。人们爱的是前辈广泛讨论和斗争留下的共同价值和现今政府做的取得多数人认同的事情，因为这些而爱遵守这些价值的国家，凝聚在一起，而不是爱政府和统治者。政府也不能完全代表那些价值，反而政府要去符合那些价值和做正确的事，而判断的权利在于人民和政府的相互交流。反过来说为何在成熟民主国家不会出现多数人的暴政和封闭僵化的非进步的对过去的共识？因为这些共识是在启蒙人本思想后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里形成的对尊重人的权利和自由，保障这些的模式如民主和博弈、法制和理性、开放与包容等的共识。所以这是一个不断进步拓展的共识，是一个可以正向积累的共识。所以人们在这样的共识价值基础上爱这个国家，建设和发展这个国家。在这个基础上选出政府，而政府不代表这些价值和共识而是履行和发展这些共识。而这个过程是在这些共识下拥有权力者和人民开放和包容的交流下完成的。这样的国家宣扬的爱国主义和人民自发的爱国主义统一在这些共识下，爱国是正向凝聚作用的和被接受的情感力量。当然如美国也有叛国罪，也有厌恶这个国家的少数不承认这些共识的人，而共识里就包括如何处理这些人的态度——尽可能的包容和尊重，但你必须服从大多数人不仅是现在而是这个国家一直以来的公民所形成的共识，否则你将会受制裁。但你可以保留你的意见，因为那里可能有多数人忽略的自我修正的力量，当环境经验变化，人们或许广泛接受。而异于共识的人不会因为不爱国而受到任何非共识对待，这就体现社会共识大于爱国主义，理性在爱国主义之前，爱国者是自愿和可变的，更别说对反对政府人的包容性了。你知道人类进步必须要有精神信仰，而那不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个结果、是个反作用。那些人类自觉历程里的共识才是精神信仰，是爱国主义的因。
而在一些国家里，爱国主义却变了味。政府和统治阶层利用这种情感控制人民实现自己的私欲而罔顾国家的价值和人民的福祉。少数人为了自己的野心，夸大外国威胁，宣扬仇恨，告诉人民政府和他们是唯一保护和捍卫国家价值和他们的尊严的代表。要让人民觉得忠于它们就是忠于国家忠于这个民族的过去，让爱国主义取代理性判断，让他们的标准成为这个国家、民族过去和现在的共识。最终让爱国主义的原始情绪演化为控制人民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情绪，让政府和少数人成为独裁者利用人民来实现自己的统治或者其他私欲。这样的国家比如像二战前的德国、日本，它们往往对内残酷统治、洗脑教育、扭曲传统和人性，把爱国主义当作是攻击对手的手段之一，指控对方是不爱国的人，借此获得正当性来污蔑和严酷对待异己，而人们为了证明自己爱国而变得扭曲、情绪化，而这也虚耗社会中正独裁者的陷阱。对外发动战争，侵略他国来转移这种统治的不稳定性和不可持续性的压力。所以一直以来许多人都对爱国主义深恶痛绝，前文肖伯纳说了那是一种“白痴形式”，还有在美国爱国主义的历史一直因为以下原因被指责。它们是：对哥伦布之前的土著的灭绝政策，大西洋奴隶贸易，民族驱逐，和针对领土扩张中的侵略行为。安布罗斯·比尔斯称“爱国主义是一堆易燃的垃圾， 任何想照亮自己名字的人只要朝它丢根火柴就可以了。”塞缪尔·约翰逊把爱国主义视为：“爱国主义是流氓无赖们最后的藏身之地”(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作家施威全指出：“族群是被建构的，以其为基础而成立的国家更是。孙文说：“‘国家是武力造成的。’而且，常常是被外来的武力逼成的；既然国家是野蛮强暴下的产物，那国家有什么神圣的？为何非‘爱’国不可、非认同不可？所以，面对族群和国家这个课题，还是不要轻言谈‘爱’”。 （其实一直以来人们批评孙文的三民主义也是说它有民族主义的嫌疑。）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二战以后人们一直在反思。当然这和民族性有关系，但西方的人们还是认为那是因为人类社会普遍价值在有些国家没有深入人心，人民在国家遇到困难的时候被政客操弄而没有或者渐渐的放弃了个体自主性而完全依附于政府。而且必须让人民强大起来，过上有保障的自由才能不被操弄才能保障那些价值和国家的进步。当时的苏联则完全走向了另一端，他们认为是国家教化的不够好否定个人的价值，结果他们有走向了德国的老路。所以不能把责任推给爱国主义上，因为它也是被利用。正如我前文说的，它被正确使用对社会是凝聚和正向作用，而在集权国家所起的作用却是灾难性的。因此现代国家对待爱国主义的态度，还是如我前面所说，是在社会共识之下，在理性之下的一种可选择、主体可变换的对国家进步有促进作用的非理性情感，同时避免出现爱国主义被乱用的社会土壤，这用制度用经济来保障。而此种态度也成为多数人的共识。爱国主义从来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有没有乱用它的社会土壤，而人类的进步在于能从错误里学习，让教训和反思成为指导未来的共识。从对待爱国主义的态度来看，西方国家做的不错。（这里有关详细的关于爱国主义共识的形成和制度的规范不加以叙述，会有其他文章详述。）
3、当爱国主义遇到中国：
我们知道古代中国没有国家概念也没有民族概念，所谓中国一直以来是以一种文化认同存在在世界的一端。一切的其他文明和精神概念都是以这种文化中心和优越论来解释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个世界是以一种统治者的儒家文化来理解的。所以当近代被迫接受西式文明，进行现代化时，我们需要做的思考的摆脱的东西太多了。这也是所有非盎格鲁萨克逊文明共同要面对的。虽然有人认为，而且都是很大的思想家，所谓的近代化和现代化不只是西方同化其他文明，而是世界各地文化相互融合后在最适宜产生科学理性、人本思想的西方开始了人类超越束缚、自觉拓展的历史。但对于非西方各个文明尤其是对中国来说，它首先要面对启蒙自己和对过去形成共识的问题，而这最容易让这些国家的人心里不平衡。一种态度是情绪化的自负的坚持过去或者自认为的过去而不肯接受新的人类思想，这样的情绪无法启蒙自己也容易被人利用；第二种态度是自卑的放弃贬低自己的过去或自认为的过去，接受外来文明的改变，这样对这个文明的延续无益虽然可能后来的外来变化又让自己的文明得以强调，但那走向扭曲的第一种的态度性更大；第三种态度是明智的现代化过去以科学、理性的态度理解过去特别是留传至今的骨子里的民族性。但这需要独立自主、安定的外界环境和开明的统治者带领与逐渐自觉的人民相互作用。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如果做到这些，我们的开端水平更高，以后走的更快。但说实话，对于所有非西方国家来说，过去的历史做到这样几乎不可能，多数的历史只能在这三种态度的纠结中推动，去创造第三种态度的形成。只是当有些条件具备了，（而且我一直不同意物质条件的满足，即使是现今如中国物质条件满足也没有开始这一历程），走过的历史又带来了新的阻碍和变化。而国家现代化历程里缺少自下而上的全民启蒙和共识大讨论就不会形成一个现代国家的共识基础，而这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何谈以后逐渐在此基础上发展自己的思想、观念和有所创造？甚至之后的现代化还是外在的现代化、妥协的现代化、保守的现代化，这些国家的人骨子里的东西仍然没有变。
再具体到中国，这三种态度如何推动中国的近代和现代史的？是何阻碍了这种基础的建立？我们现在的努力的阻碍又是何呢？看中国的近代史和现代史，我们就会发现一个被叫做“爱国主义”的外来概念的中国化一直起着很重要的推进中国历史同时又是阻碍中国历史的作用。中国1840年后的历程更像是一些未自觉的人习惯了自己过去对待世界和自己过去的态度，突然来了一群拥有绝对实力的外来人强迫甚至摧毁了自己的生活带来了一个更加动荡的新世界。这些人陷入情绪的痛苦里，还是用过去的态度适应着新的世界，要改变就改变，不让改变就还是那样。当然外来的改变一定是物质的、投机的，加之这些人的头头们多数自私，先是利用这些人的对外来文明的不满态度（尤其在中国这个相当自负的文化里，加之西方当时不成熟的文明对他国人民带来了许多灾难。），把苦难的责任推给外来人，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时，这个态度突然有了概念叫做“爱国主义”。其实这不是如我前文所说现代意义的爱国，这仍然是任何文明都会有的对自己环境和文化的依赖和维护感。是一种前爱国主义，是一种态度和情绪。我一直说即使到现在我们多数人民都没有现代的国家概念，所以何谈爱国主义。所以我一直用双引号表明其的特殊，只是别人那么叫我们就把它叫成那样。这和其他概念一样，都是舶来的东西套上中国的内核。而后打不过外来的人就成了代理人一起压榨这群人。当其中的一些头头渴望独立自主，虽然拿着各种主义、各种舶来的思想，但为了现实考量和多数这样的头头自己本身也没有完成启蒙还是自私、短视、等级观念在身，他们再次利用“爱国主义”来争取独立自主的“国家”，当然也利用了这些人脑子里的等级依赖观念。前者是起点，后者是依托。头头们告诉人们你们是人民，他们是领袖。告诉人民必须现代化才能获得独立自主，创造自己的文明，并给予这个“国家”诸多梦想。这样的现代化和阻碍物质现代化的内在思想的改变，多数急功近利、投机，因为本身利用这个概念作为凝聚力就是在投机，而这又是无奈。这就是利用深核意识的危机感凝聚人民改变浅层的观念和物质现代化。这就避免不了出现所谓的普世价值的中国化，这种中国化是无奈的务实扭曲而不是真理的具体化。这种中国化的形成一直影响着中国的启蒙开始，因为它让传统的不适应现代社会的思想观念合理、合法的融入到了外在和物质西化的追求上，实际加强了这些观念。而且不可避免的梦想都是空谈和中国特色的。更要不得是人民仍然是被动的，还是控制在头头们的手里。这时的“爱国主义”促进了“国家”、“民族”的独立，却埋下了以后进步的阻碍。我在以前写的文章里不止一次地说道，无论是李鸿章、孙中山、毛泽东以及以后的邓小平，我们都应该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去看待他们。也许他们真的看到了他们的行为会埋下未来进步障碍的种子，但面对丧权辱国、人民陷入水生火热之中，他们如何不急切？先让人民获得安定的环境，免于死亡的恐惧，活得下来，而后再一步步前行吧。独立后的前30年里，为了确保统治和那些舶来的主义之争，“爱国主义”再次成了法宝。渲染政权的正统性，自己代表那些爱的东西。对于异己都扣上不爱国的帽子，民族败类的帽子。这里的危险在于，把统治者的意志作为爱不爱国的标准，“爱国主义”成了维护统治的工具。内部等级斗争和外部主义斗争使得国家那些外在的物质现代化都荒废了，动荡和崩溃的危险让头头们又转向了物质现代化。前10年里，由于上下一心、外部环境处理的较好，外在的物质现代化飞速发展。但越发展那种内部不适应现代化的思想观念越体现的充分，自由主义开始启蒙中国的年轻人。整个80年代呈现着剧烈的思想动荡，本可以开始的第三种态度在那个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里被压制。我在前一篇《贫者的觉醒》里有详细的阐述。但自由主义启蒙中国一直在这片土地上酝酿。之后头头们又把“爱国主义”拿出来正名其合法性，给异己扣上帽子，一边渲染着悲情和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一边还必须依赖那些亡我之心不死的人物质现代化。多数人民未自觉和头头的既得利益集团们都以各种原因相信着。之后的21年成功的“爱国主义”教育再次强化了百年以来不被触碰的内核现代化，我一直说那是通向现代正常国家最大的阻碍，也是这种模式发展的瓶颈和不可持续性的原因。尤其是年轻人对此的未自觉和从中获得利益时，这种重复王朝循环史的悲剧越来越成为可能，而此时还有已经发展起来和仍然不安全的外部环境。我一直说，中国的希望在于自由主义在中国一直没有死亡，即使在体制内也存在着自由主义的种子，而用它来启蒙才能让中国走向现代国家和正常国家。而现在这种努力仍然是微弱的和受打压的，“爱国主义”再次成了最大的阻碍，尤其是这个体制下的“爱国主义”教育。
以上对中国1840年以来的历史的论述看出“爱国主义”或者被西方一些人认为是他们理解的民族主义，对中国的独立起到推动作用，却埋下了最大的阻碍中国现代化的种子。而且它一直被头头和既得利益者们拿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和愚弄人民，阻碍中国的进步。这种“爱国主义”事实上已经成了阻碍中国自由化和启蒙运动开展的排头精神桎梏，必须详细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它实质和表现，了解它与真正的爱国主义有何不同，了解它的危害。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三、中国的“爱国主义”及其社会影响
1、所谓“爱国 ”：
我在前文说了这种“爱国主义”是前爱国主义，是人类单纯的对生活的环境文化的依赖和维护及其自豪的态度和情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爱国主义。
对于中国它有三个特性，其一它是中国民族性里自负主义的体现。几千年来，统治者为了让人民觉得生活得很好，就不这个模式渲染的无比辉煌，让每个生活在里的不管是努力还是统治者都是光荣的。这样使得这种维护和为之自豪的情绪表现的尤为强烈；其二它一直是统治者及其既得利益者维护私利的手段。当没有这个概念时，统治者利用这种情绪如第一里说的自负情绪来麻醉人民，当这个概念出来后，而我前文所述一直被用来维护他们的利益；其三它是中国二元哲学观的体现。从周易里的太极阴阳概念到近代人们选择舶来的马甲矛盾论的两分法的中国化，无不体现着非此即彼的态度和情绪。在二元世界里讲和谐共生、对立统一本身就是矛盾的，因为它的基础就是二分世界。所以这种“爱国主义”有着蔑视其他文明和否定别人才能肯定自己的情绪，有着强烈的需要得到别人肯定不管是自己造的还是其他国家的人有什么其他的意思的自恋情结。
2、相信这种“爱国主义”的三类人，而他们占中国社会的大多数：
第一类人，我们知道当这种“爱国主义”被拿来固化内核的民族性时，人民和统治之间一直以来的一个默契就建立起来。就是你让我的梦可以做下去即有希望成为特权阶层、或者在我的等级里被剥削时有你帮助的希望等等，否则即使当我认命仍然无法生存时我就推翻你，我来做特权阶层。统治者只要给予这些希望就能证明其合法性。我们未自觉的人民人人都有希望成为特权阶层和以看到别人无法获得那些希望时获的快感。所以多数的这些奴隶们在拥有希望和饿不死的条件下，非常喜欢相信“爱国主义”，因为那里有做奴隶带来的快感和相信这种态度带来的快感。而在现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奴隶的位置做的越来越稳。但不要以为这是稳定的，一旦希望破灭和生活无保障，社会的改变往往都是毁灭性的。
第二类人，我们知道年轻人是思想最为活跃和接受新事物和改变最容易的群体。古代老人控制年轻人接受他们那套世界观是以无比严厉的手段达到的。近代最动荡，国家统治最弱的时候也是年轻人最活跃的时候，也是新思想产生最多的时候。建国后的“爱国主义”教育及而改革开放后的年轻人在21年前闹过一场革命后的加强版“爱国主义”教育是新式的控制年轻人接受统治者制定模式并用理性为之辩护，而这种辩护即是扭曲基本价值又是非此即彼的总要扭曲的否定其他模式来证明这个模式的合理性。我一直说控制了教育就控制了年轻人，让教育独立在中国这个社会是极其艰难的，历来如此，而那是启蒙中国最为关键的一步。在以“爱国主义”为主体的思想教育下，统治者在人成长历程里一直灌输我前面所说的默契思想。年轻人在现代科举的教化下逐渐根深蒂固的享受起了做奴隶的快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里丢失了独立自主的人性。这个教育是教人自私，教人务实，教人服从，教人麻木，教人遗忘别人，教人接受等级不平等，教人拥有等级标签的教育。因为在进行物质和外在的现代化时也就是物质自由时，欲望之门被打开，控制年轻人还需要用丰富的物质利益作交换，不过交换的对象不是被淘汰的人而是统治者需要的人。而很快你发现，这些教育里的精英很快就被同化为了统治阶层，因为有了切实的利益。“爱国主义”的奴隶教育和对最好精英的物质交换，使得中国的年轻人成为世界上思想最僵化的年轻人，对社会责任和政治最冷漠的年轻人，最痴迷于物质娱乐和性的年轻人。中国古代圣贤说过，世界上最大痛苦在于惑。而那是好奇心和探索欲，是创造的开始。而这种“爱国主义”是控制理性的情绪，它让年轻人对于社会和世界没有惑，你只要听从祖国的话，其实就是统治阶层的话现实的话就可以了，理性是为了那个“天花板”而存在的，这样的青年何谈创造？所以我们的年轻人很快乐，可以在娱乐和性中快乐的生活，因为“天花板”下没有惑。
第三类人，就是统治阶层。很简单，即使他们不爱国，也要强调“爱国主义”，因为那使得他们成为主子。而成为主子的快感是可以长期享受奴隶看到别的奴隶痛苦的快感。而且在外在物质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这里还多了既得利益者们，他们也要强调爱国主义，强调奴隶意识。因为这个体制让他们受益，他们和统治者也有立即交换关系，比如我前面所说的教育出的精英。现在的统治阶层即所谓的权贵阶层。在中国的统治文化里，有长远眼光有人性的人存在，但在平和时期几乎绝迹。在体制将要崩盘时期，才允许他们改革，而且只是外在的改革，不允许触碰内在，因为那样恢复平和后就没有机会再做主子了。而改革者也往往妥协于务实和为解救被绑架陷入悲惨中的人民的无奈，就出现了我前面所描述的中国的近现代史。
3、“爱国主义”者的表现：
（1）他们“爱国”吗？这里他们故意或者愿意的把统治者的标准作为那种原始的对文明的爱的标准。而政府和统治者代表不了过去的文化和传统。现代社会里，标准应该由人民讨论形成共识，政府和人民共同在其之下遵守，而且是开放的。而这里不是，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所爱的东西全部变成了为统治教化而服务的扭曲的东西。而且所以我一直说，中国历史就是统治者不断教化人民的历史，这是延续。真正现代化我们的优秀古文明却是洋人，比如李约瑟帮助我们现代化了我们古代的理性思维的现代意义和对现代的经验。不是我们古代有多么伟大的科学技术能力，因为那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当时人的思维摆脱不了视野狭小和统治者的控制，而他们的经验和尝试却具有现代意义，而那是对现在有价值的。所以如果中国人拿着这些吹嘘自己多么伟大而自己却不愿也没有能力现代化他们，就显得很可笑了。就像中国的人文科学，它根本无法摆脱统治者的控制，它如何理性客观的认识，如何获得有价值有意义的成就。而且我们还看到，所谓的“爱国者们”对于国家的忠诚度非常差，当为满足欲望和私欲时，没有国家文明的顾忌，任何都可以接受。比如他们对西方的现代物质生活方式、贵族的精神享受方式趋之若鹜，而没有所谓传统和本民族价值标准。而在政治和社会改革里，他们必谈民族、文化、传统。所以他们爱的不是国家，不是文化，而是他们自己和给他们带来一系列快感的特权。
（2）他们强调爱，却总是充满着恨，尤其是对自己的同胞。每当出现异己时，扣上不爱国的帽子，扣上民族败类的帽子。污名化，阴谋论，所有理性都用在仇恨上，所有理性都用在维护谎言上。我前面说了，在成熟现代的国家里，即使对于厌恶这个国家的人都拥有极大的包容性，因为国家是人创造的，它一定是发展的。而这里我还是要强调理性的虚弱，因为我们一再看到“爱国者们”用理性扭曲人性和脱离真实，控制理性的“爱国”情绪其本质是一种对奴性的爱。就像一个吸毒上瘾者，他享受着吸毒的快感却不知道毒品不但侵蚀了他的身体还有他的判断和理性。
（3）他们没有根，虽然天天强调民族的根。所有人都是务实而短视的爱，比如老毛说天赋人权、选举很重要可现在的人却强调所谓中国模式的伟大，比如文革时的年轻人爱国就是爱毛主席现在的年轻人爱国就这个体制。我们看到只要统治者确定了什么样的体制，爱国者们就疯狂的爱上它，为它证明，对它充满希望，对前面不远的历史极端仇恨而且健忘。每一次的改变都像是与过去切割一次，我们现代的人还能继承什么，还是永远只继承了奴性？
（4）他们也没有方向。虽然天天喊着爱国，改变国家，民族复兴，精神却总在原地踏步。老邓也承认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我在《谈21年前的政治风波》里说过，也许老邓有极大的善意，认为物质可以改变奴性，可他错了。即使让一些人成了所谓中产阶级，这个国家还是进入不了现代社会。而且呈现的还是等级权贵的社会而不是公民责任的社会。我前面说过，一个抑制好奇心和质疑的精神世界只能是保守扭曲，只能是依赖外在来模仿物质现代化，何谈创造？没有创新何来方向？连共识讨论和启蒙都没有，有方向也只是统治者的，而那在中国环境里是绝对不可信任的，那没有任何基础信任。
我们在现实里常常听“爱国者们”这样解释社会问题，比如“不是制度不好，是他们不努力。那些人获得那么多是因为他们是强者，弱者就该那样，只要让穷人饿不死就行了。西方也有穷人，贫富差距，而且那些什么民主的不适应中国的文化。他们也不见得就那么好。。。”。我听到这些就是一阵悲哀。忽略过去，只看现在是“爱国者们”总有的思维，他们不谈是何造成了强弱之分，那些强是否有意义对社会和全体人民而言的吗？回顾过去，他们又会说那是原始积累必然要走的，以后会变好的。可你不知道走过那段路的获益的人都应该对被抛弃的人被伤害的人内疚和需要救赎自己吗？不，他们不这样认为。因为在那样环境走过的人只会认为自己走的很不易，成为主子的不易，获得这些是应该的，哪里会真正有内疚性。如果他们真的扶助他人也只是一种优越感的表现。他们也不会思考过去的道路到底是怎样走过的，只是在“爱国主义”的民族劣根性认同下用理性接受着教化，解释着教化，替谎言辩护，仇恨一切质疑。实际维护着他们的利益或者一直不敢面对的民族劣根性的黑暗。他们失去了人性和真实，狂欢式的快乐像是吸毒后的癫狂，何谈未来会变得美好，还是只是相信未来会变得美好？
4、“爱国主义”对现实社会造成的影响：
在前面的介绍中，这种“爱国主义”曾经起到的积极意义是对国家独立起到作用，如果以最积极的态度看对以后的启蒙和改变创造了温饱的物质环境，我指现在。如果还不改变，那一切的意义就不同了。对于现在的社会而言，这种情绪有四个方面的影响：
（1）造成了一种“爱国”恐怖主义。只要说到你不爱国，任何合理的思考都变得苍白无力。人们即使有不满也怕被扣上这顶帽子。而且你知道无论如何，谈到跳出迷思，一定会提到西方，一定会提到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化，什么是普世价值，什么是拿来主义，什么是民族劣根性。可一旦揭开这个民族的丑陋，说到那些被现代西方社会所实践的普世价值，“爱国主义”就来了。这让有益的讨论，刚开始就陷入一个正常任何一个吸毒成瘾的人无穷无尽的理性辩论里去，而我说了理性有时候是苍白的。
（2）抑制了年轻人合理的愤怒和促进社会进步的新思想的产生。我前面说了这个教育让年轻人臣服于老人，而在现代社会里一定会有独立的教育，独立的大学，独立的知识分子和为数众多的愤青。这些东西纠正着社会前行了共识的错误，监督着权力者是否执行这些共识，发展着社会形成新的共识，使社会永续的进步。“爱国主义”下的青年和教育连起码的人类基本价值都没有在社会里形成讨论，进而引起启蒙和社会共识形成。连起码的青年的愤怒，那是摆脱这种迷思的愿望都要抑制，还有什么希望。没有了愤怒的年轻人和有价值的教育和知识分子哪里来的新思想，我们还是在酱缸里折腾，虽然说着不折腾。
（3）标签文化流行。我前面说了有人说“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我们看到所有人都在说着为祖国如何如何，都在把伟大的“爱国主义”标签往自己身上贴。而一旦贴上，那些行为就是合理的，就会有人趋之若鹜。这就叫有样学样，国家可以那么做，有些人也就可以这样做。“爱国”逐渐成了手段，利益和自己才是目的，这让整个社会都处在名不符实、勾心斗角和互补信任的状态。无论好人坏人，而往往是坏人动不动就拿出我代表国家代表某某来强词夺理实行流氓行为。而且这扩大到任何国家承认的标签上去，也就是说不论事实和意义，只谈标签，而那是必须和可以代表一切的，现实里像追求越来越高的学历和出国镀金的
的社会现象就是这种文化的表现。
（4）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危险。当外在的现代化有所成就加之自负的“爱国”情绪和对西方天然的厌恶，当与西方遇到矛盾时，往往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就难以驾驭。所以一直有人说，这把“爱国主义”是个双刃剑。当统治者利用它来统治时，也可以被它绑架。而且有些人如果在这种不可持续的社会遇到瓶颈时把矛盾转向国外，战争和军国主义就会发生。但中国不是日本，军国之后这里不会现代化而是非洲化。
四、两种爱国的比较和呼吁
1、真正的爱国主义与中国的“爱国主义”的区别：
文章的第二部分论述了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第三部分论述了中国的“爱国主义”。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真正的爱国主义是在理性和共识之下的，政府不代表国家。而中国的“爱国主义”是控制理性的，是政府代表国家，是用来控制奴隶的手段。真正的爱国主义是正向促进社会进步的，真正凝聚国家的。而中国的“爱国主义”是阻碍社会进步的，阻碍新思想和改变的，而且也无法真正凝聚人民，这是一个脆弱的集合体。当国家遇到困难时，多数还是一盘散沙的自保。真正的爱国主义社会看似不稳定，甚至有人不爱国，反政府，但却是最稳定的。而中国的“爱国主义”社会看似稳定，所有人都“爱国”，但却很不稳定，一次变化都会摧毁整个过去的一切。
2、呼吁：
我们一再错过启蒙和社会共识讨论的机会，而“爱国主义”一直是最大障碍。以最积极的心看待历史，我们现在完全有条件开始以我前文提到的对待过去的第三种态度来开始我们真正的现代化历程，而且我们会走的更快、更好、更持续。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爱国主义”的危害，扫除它，特别是精神上战胜它，摆脱奴隶意识，走向正途！
谈“六.四”天安门事件
一、前言
关于对待“六四”的思考，我经历了很漫长的精神斗争过程。从不忍了解就像现实中很多人一样当面对残酷现实时没有多大的勇气去面对它，尤其是面对这段历史会让你纠结于长久以来被教化的对这个政权正义凌然的印象与此的反差。再到自我救赎中逐渐直面这惨烈的人生后自发的必须要面对这个事件。再到逐渐了解那段历史真相后的不断反思，直到现在对这个事件不断地重新思考。在这个过程里我一直不愿写下任何文字，因为那是个十分痛苦的过程。不断地写作让我体会到了，其实文字表达历程是一个通向思想深处的历程，它让你感知自己的内心深处不易体现的更加深刻的情感，它让更加真切的感知你所描述的现象、人、思想的各种状态，它让你更加真切的进入你对事物、现象的态度、思考和情绪的氛围里。我曾经写的痛哭流涕，曾经写到暴跳如雷，曾经写到浑身冒汗，我知道如果我要表达我看到的、想到的，处于这件事里的人看到的、做的、想的，及其他人看到的、想的种种关于“六四”的东西需要很长期的心理建设。可昨晚的思考让我感到生命多么变化莫测，有时候对于心里沉淀很久的东西要物质化，否则真的可能永远埋在心底。所以我决定去经历这个历程，去把我认识的“六四”写下来。我想我不会把历史事实或者证明哪些是事实作为写作的重点，而是以面向未来的态度，去表达我对“六四”的经验和价值的认识，去表达我对历史偶然性的一些看法，去表达一个坚定的信念。
二、逐渐清晰的历史和奇怪的墙内、墙外的对其态度：
20年前那几个月及其前面数十年、其后数十年关于“六四”的历史经历的过称像是任何以往人类历史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一样随时间逐渐沉淀、清晰、客观，逐渐摆脱了情绪、偏见和利益纠葛。随着越来越多历史真相的清晰，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料、影像、照片在世界和网络的广泛流传，随着越来越多外人深入研究和传播不同的对这段历史的评价和思考，理性的人们对于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有了清晰的了解，对于其的起因、过称、结局有了全面的认识，对于更广泛的关于中国发展历程有了痛苦的思考。
我想绝大多数理性、善良的人们都会认为其实在这次事件中死了多少人不是重点，其实明确到每一个生命很重要，重点是这个政府做了不可以容忍的事情，而且这改变了中国可能向伟大发展的历程。
对于拥有军事强权的政府解决矛盾用子弹，用坦克车，无论如何狡辩这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这里是绝对的道德标准，没有商量余地。即使以结果论或者功利主义来看待牺牲的意义来衡量邓的决定，预期的幸福在这件事发生后就已经注定了那只是虚伪的外表，一切悲剧从那以后就开始逐渐累积。不论坦克车里被烧死多少军人，无论全国大串联导致多少不稳定，无论李鹏、邓小平多么的为国为民、长远思考、考虑大局，无论群众运动中有多少自私、不成熟和民粹，无论人民是否是暴民在获得权利后重复他们所反对的事，无论这群人是否拿出的道路是适合中国发展的，只要政府开枪了，命令开枪的人就要承担历史责任。政府只要开枪了它就是反动的，虽然我在之后的描述中会表达其实学生们也有很大责任，但你开枪了就证明你的冠冕堂皇的为中国发展之路考虑的种种借口彻底推翻了。因为发展不是为了人的发展，发展是可以死人的，是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的，这在之后中国发展中处处印证而没有反思纠正，只要那个美好未来的梦不破灭，这种发展就会持续，但现实必然会让那个梦冥灭。因为政府的做法就是掩盖问题、回避问题。更关键的是这种问题是关乎中国更长久发展的、是关乎中国人能否跳脱历史宿命论的。在较短的历史发展看，可能会带给中国快速的发展，可邓决定开枪后，中国历史发展的跳脱悲剧之门又面临必然的关闭。邓本来可以无比伟大，可这个决定让他只是曾国藩、只是李鸿章、只是王安石而不是林肯、肯尼迪。开枪的影响在于对民心的影响，对当时几乎绝大多数现在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年轻人价值观的影响。这些影响都是朝着悲剧发展的影响。刚刚可以启蒙的民族性在坦克车面前又加以巩固。
但历史没有那么简单，邓和这个政府如我上述而言无论中国在他们之后朝更好的方向发展的如何好（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长远看。），他们都是有罪的。但我必须说明邓的无奈，而这个无奈其实是必然的，是千年的民族性造成的。邓只是在最好和最坏的之间无奈的选择了一个最保险的也最易实现的中国发展方式，即继续在开明专制下的渐进启蒙与渐进发展即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反对者就镇压。但这个必然发生的风波和邓的选择却让自由主义的启蒙运动彻底在这个体制内不会发生，而那是必然中国要走的道路。不走，就是中国历史王朝悲剧的一再重复。也许邓知道自己一定要承担历史责任去背负这个骂名，让中国先有温饱再去启蒙，那时的社会代价和改造难度都会减小，而不是出现最坏的结果：中国又回到文革的动乱或者更糟的近代史中去。而最坏的情况即使在现在看来如果让当时的学生按他们的想法做发生的可能性也很大。所以邓也只有可能做出这样的决定。但一旦采取这样的手段的结果是必然在体制内不会出现纠正和反思，只能会继续掩盖问题，让中国通向美好的道路前途未卜，而悲剧的命运变得越来越可能。
至于“六四”的意义，毋庸置疑，它是中国当代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即使现在的官方仍然有意淡化这个事件。因为它对我们的未来之路的明晰做出了太大的贡献，虽然它也让中国走向悲剧的道路加大了。但我更愿意认为这是一次思想实践，从更积极的态度上说，是中国解套思想产生的思想实践。所以对于思考这次事件的对未来的经验，对于现在的中国尤其重要，所以也是我不得不面对这个事件的原因。关于“六四”对未来的经验和意义的详细阐述将在本文的第三部分展现。
对于政府对于这个事件的态度如我上述而言是必然的回避，是不断地为其走的不断加强的渐渐失去开明的等级专制的发展模式证明而且也已经不是邓开始提出的解放思想、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道路了。这种所谓中国模式越来越表现出中国式王朝的悲剧历程，它唯一可以被支撑的是经济的发展保证了温饱（其实这是也是自我解套的最好时候，尤其是80后90后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而它再也不能让多数人更好发展了，也不可持续。危机总在最好之后变为最坏。这样就是体制内解套必然不可能的有一个原因，也是我不断强调的我对体制内渐变的悲观的又一原因。
而我更想说的是体制外和洋人对这件事的态度，也就是墙外的态度。我是这个社会最随机的一个代表，而我在网络中遇到的墙外的洋人也是最随机的代表，虽然可能是比较关心政治的。无论是挪威、美国、埃及还是俄罗斯，我很惊讶于他们对我们这段历史的了解和比较深刻的见解。我们往往认为洋人都被海外那群民运极端和自私分子所蛊惑，其实不是。而且海外民运也渐渐认识到自己必须先自我救赎，虽然还很不够，但对“六四”的看法也渐渐有理智的声音。更不用说，台湾、香港、海外华人对这件事的广泛讨论和思考。反而是这里对待对于我们未来如此重要的事情却有意掩盖，连洋人都在学习这里的人类经验，我们却只能在地下讨论，翻墙了解事实，旁敲侧击的表达。但即便如此，墙外的态度却对墙内的自我救赎之路和解套提供了可能。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网络、没有YouTube，我们墙内的人会真实了解这段历史。虽然可能天朝公安部长会说，西方反华势利利用网络渗透反华。可对于独立人格的个体而言，他有客观判断的能力，而且只有自由的信息才会有尽可能的接近真实的判断，国内的正名宣传够多了，难道看一点外面的声音就是洗脑，天天听天朝之圣音就不是洗脑？
三、“六四”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对未来的教训和意义：
至于“六四”发生的原因，有人说是经济自由化改革逐渐沦为既得利益者捞取好处的改革，社会的不公逐渐加剧，青年渐渐对社会和政府失去了希望；有人说是政治高层的勾心斗角，利用学生和社会的不满发起的运动；邓说：这是国内和国际的气候决定的。也就是冷战将要结束，东欧在巨变，柏林墙要倒掉，自由主义思想强劲的吹向东方。
我的看法是，当文革动乱使得物质极度匮乏及在外部现代化的刺激下，人们在发展物质上取得了高度共识，加之那时是一个政治强人的时代，开明专制使得国家可以动用一切资源发展经济。有民心、有决心、有手段，中国经济一定发展。但邓的思路是不触及过往或者现在的既得利益者，用外部的改革带动内部的改革，希望用物质累积和发展解决改革阻力，希望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态度、解放思想的鼓励逐渐进行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建立国家各种制度以解决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这样的代价最小，改革的过程最平稳。可与西方相比的优势即国家控制改革而不是民主制度下的改革带来的执行力逐渐变为无论体制内、体制外的人为己谋利的工具，即权与钱的结合使优势资源总是不公的掌握在邓不愿触及的既得利益者身上。不公和缺乏正义在毛时代以来一直强调的人民那里感到的尤为强烈。
而且当外加的信仰（共产主义）被不再提及，传统的民族劣根性换了马甲，在“邓主义”的外套下大行其道，而且欲望之门打开（所谓西方好的坏的都来了），这是“邓主义”失败的可能性很大的原因，他不面对或者放在以后去面对我们建国以来的失败（文革）最重要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或者中国几千年以来一直没有启蒙和现代化的民族性上。使得人们在前进时骨子里引导他们的还是这些东西。
加之国门打开，物质发展，经济自由化，人性逐渐被启蒙。欲望比如性与自由主义同时被催醒。这无论在“六四”学生那里还是在反对学生的人那里都在发生。自由主义是人类必然要走的道路，中国人也不例外。体会到自由主义先进性的学生希望用民主来解决社会不公和正义缺失的问题。也就是用西方经验解决工业化带来的诸多问题。但他们太不成熟没有对中国问题深刻的认识，关键是这种自由主义之路也可以成为没有启蒙的民族劣根性的马甲甚至比“邓主义”的发展之路更坏。而也打开欲望之门的既得利益者们当然对能给他们带来利益的制度持支持态度，所以对自由主义采取反对态度，他们只赞同经济的自由化不赞同政治的自由化。当然体制内的一些人我相信邓是这样的人，是希望避免不成熟的自由主义带来的更糟的局面而反对的。他们看到那样的自由化对当时社会的弱势群体伤害更大，这是一个正确的判断，即使我批评邓之后的决定。邓也可能认为自由主义和人权、民主是中国必走之路，但他的思路是留在物质发展以后再去建设。矛盾总是在内部先爆发，中央高层的权力斗争使得不成熟的自由主义、既得利益者、政治强人之间的关于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矛盾在那个春夏爆发。接下来就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有价值的思想实践，那里的经验对我们的未来至关重要，这是我一直强调的。
从学生运动的过程看，无论是学生领袖内部的分歧，那里的组织方式，表达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透露者其实这里的多数人本身没有被启蒙，骨子里的还是民族劣根性，虽然表现的很自由主义、很民主。自由主义的基础是人性的启蒙，理性精神和人道主义的建立。他们多数没有，那么开始打开的欲望只能在骨子里的东西的指引下用自由主义的诉求如民主去实现。柴静跑到外国媒体面前的哭泣和之后这群人的出国及以后的经历证明，他们也没有信仰。这在当时就已经被一些学生看到，他们就已经指出不能用你反对的东西去反对，那样和他们有什么不同，其中就包括刘晓波。
其二，学生们所呈现的中国未来发展道路即说服不了政治强人们也实际上是注定失败的。我们抛开那些自私的学生不谈，只谈那些对自由、民主怀有极大热情的单纯学生。他们如同郑永年所说，他们只把自由主义当成道德上神圣的东西，只在概念上接受，不愿把自由主义中国化。我们都知道普世价值如自由、人权、平等、公正是在哪里都是真理，可我们面对的社会和人不是美国乡村自治传统的社会和人，除了引领的人要自我启蒙、自我救赎外，我们所要启蒙和现代化的人也需要长期启蒙和现代化我们的民族性。我们连启蒙和自我启蒙都没有完成，离现代社会还很遥远。因此自由主义者应该思考的是结合中国现实想办法掀起启蒙运动，改造民族性，这是正途和避免自由主义空洞化或者经历民主化的发展中国家付出的用时间和牺牲换成长的道路。吾尔开希在人民大会堂表达的其实没有说服力。其实那时人们即使面临成为奴隶的可能，也不愿再像一些发展中国民主化的成长道路了。（那是还是有希望不成为奴隶的，而现在则是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其实反过来看，如印度即使是巴基斯坦，它们的动荡不意味着以后不比中国人更快的现代化，我指思想。）
其三，学生们没有政治智慧。我前文说了，那是个政治强人的时代，邓也不是一定反对自由主义那边。当然那里也有保守派如军队高层、也有既得利益者如李鹏。他们寄希望的高层不是政治强人，而使矛盾变成政治斗争（赵与李的斗争群众化），那是不明智的。“邓主义”里是存在自由主义发展的空间的，因为那是个政治强人的时代。学生们应该把这次运动变为反思社会发展方式、凝聚社会共识、加强自由主义合法性的运动。而暴力、自私和短视使这次运动又变成了中国传统的庶民请愿，请愿不成就揭竿而起的与权威严重对立。用李敖的话，我们应该抱着共产党的大腿，让它其中的强制力（国家力量）让自由主义发展用制度和国家意志制裁既得利益者的欲望、鼓励启蒙奖励按现代理念做事的人。可能当时李敖说这话还是对的，现在都变了，因为强制力和国家意志也被既得利益者绑架了，政治强人时代从邓以后就消失了。
其四，学生高估人民的意愿了。这里的人民可能会有不满社会公正的情绪，趁哄还行，面对强权和死亡立刻退缩。骨子里的民族劣根性再次体现无疑。我还记得有一段资料表明，一个住在长安街附近的居民看到军队晚上进入天安门听到开枪后说：什么人民军队为人民就是土匪。当时他们以为可能是橡皮子弹呢，当看到血淋淋的尸体后立马就乖乖的躲到家里了。还有一张照片，表现的是第二天上午一群行人走在长安街上，看着被烧毁的车辆，像是在参观战场。看似全国的运动很快就平息了，即使在西方制裁和压力下，这里的人民也没有开始看似高涨的情绪看似理想主义的情怀了。沉默变得尤其可怕。当然这里还有很多人在坚持如刘晓波，有些人还为此付出了生命。
总结“六四”的经验，我认为有五点：1、无论如何自由主义是中国必须要走的道路。既然自由经济可以接受，民主与人权理念也必须得到普及。中国的未来一定还是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2、自由主义者必须自我救赎。也就是自己必须先改造自己的民族性（其实救赎别人救赎救赎自己），自我启蒙，克服人性解放和物质丰富后的欲望与贪婪，用人权和理性去克服人性之恶，用理性打通心灵和世界的隔阂理解生命的价值、理解自由和平等的价值。我们知道我们需要领袖，但领袖必须是精神上的先行者；3、自由主义需要中国化。如前文所述，我们面对的文明不同，虽然我们的目标一致或许在这里的实践会更加发展那些人类进步的经验，所以我们要脚踏实地，先从自由主义的启蒙运动开始。当然物质的进步对人的精神进步有促进作用，但解决物质增长带来的问题或者说工业化带来的问题靠的还是自由主义带来的民权及其精神。所以自由主义者应该和权威达成共识，及开明的专制是可以接受的，要保持经济成长，但必须用国家强制力和制度鼓励启蒙和培育现代社会，用国家强制力和制度制裁既得利益者的虚伪及其背后的欲望、贪婪及更深的民族劣根性。4、与权威的关系，不能陷入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里去，不能绝对的与其对立。既要保持合作又要保持独立，用精神的力量去促使这个体制的强制力达到我们想要的目的，而不是暴力和那些我们所反对的他们利用的手段。但我要强调当时的体制内存在这种可能，学生们如果认识到这一点也许不会发生悲剧，可现在几乎不可能了，这在后面会详细阐述。5、明确我们的敌人不是物质的人而是其背后阻碍中国人现代化的民族劣根性。这会使我们的目光变得长远。
“六四”对于以后现实社会的影响如我前文所述，多数人民心中的民族劣根性被加强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体制渐渐变得失去体制内实现自由主义的可能而是越发的趋向保护既得利益者。
人们看到国家的强制力压制了自由主义的运动，看到了国家保护了既得利益者不惜利用武力，看到了国家为了稳定可以掩盖问题、回避问题。看不到自由主义中国化的问题，看不到体制内也有可能渐变的希望。人们开始对自由主义和理想丧失信心，想到如果公平正义无法得到那么我至少不要成为那个被剥削者，我要成为既得利益者。人们更加关注自我和家庭，人们逐渐连这个可能成为信仰的东西也抛弃，彻底投入为名为利的金钱至上的斗争和努力上去，对所谓的平等和正义渐渐麻木。我想这是我们亲眼所见的。带来的是一切民族劣根性的行为的被接受被强化，就像办事得找关系、经商就得和权力保持暧昧、行贿受贿是稀松平常的事、忍耐、等级观念等等。
而这种强化带来的消极精神的普及导致的是体制里改革力量的逐渐消弱。一方面既得利益者扩大，就是让以后加入的主要是知识精英阶层也就是之后的大学生成为既得利益者。另一方面，既得利益者们利用这次事件及自由主义者不成熟犯的错，不停地污名化自由主义，以强调政治稳定其实是维持特权的稳定而非为了改革稳定而强调的稳定。因为后者会不断逐渐的开放政治自由而前者永远不会改变。以后只要触及到他们的利益的改革就可以把稳定和暴民的暴动可能拿上台面。加之西方对当时自由主义者的支持不可否认他们有私心，又成为既得利益者们渲染民族主义悲情的一张牌。这一切使得体制内希望发展自由主义的人几乎不可能用体制的手段实现，加之邓死后，政治强人没有了，权利被死死的绑在既得利益者的手里。
以后的经济发展不是他们的功劳，也不是制度的功劳，而是等级经济形成或者绝对的经济自由化加没有丝毫民权的权贵制度下靠全球化和中国人的勤劳和忍耐的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快速增长。它一定提供足够的生产力维持人民的温饱。但更为重要的是这里本可以不断进步的对人的发展和现代社会制度的建立尝试被既得利益者不断地用权势剥夺走了。人民没有进步，而却造就了一群无比富有的现代皇帝享有着特权、财富并自我堕落着，而且带领这个社会继续堕落。让人渐失对未来的信心。看来前文提到的我们这个民族不断循环的悲剧历史又要发生，因为现代经济的进步靠的是对人的尊重，当经济无法发展维持不了就业和温饱，那未来可想而知，而这时的人民没有进步也没有权利，中国不会重复像美国上世纪30年代的走过的完善之路，而又是破坏与动荡。那是我们就知道人民有权利会用权利的重要性了。
当然时代的变化总是出人意料的，我还是看到了经济自由化和开放带来的中国未来的希望，而“六四”的经验对这个机会至关重要。所以我一直说，“六四”对于中国的未来做出了思想实践的第一步，虽然里面有很多错误，虽然让中国走向悲剧循环的可能性加大，虽然对体制内渐变带来毁灭性打击，但在历史又给中国人的机会里这就显得像先贤的探索那般重要。而这种希望和解套的可能在后文中会有表述。
四、历史的玩笑
“邓主义”本身的设想如前文所述是放在以后触及精神深处的问题，不动既得利益者，用发展、物质累积、解放思想、摸着石头过河来逐渐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我说了这种设想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可谁又能说在更长远的未来看，这是明智的一步呢？可必然的民族性主导的既得利益者在经济自由化中的对社会伤害使得必然的“六四”发生，而必然的学生不成熟导致的邓选择了一个无奈的开枪决定。我说了这是邓在最坏和不可能实现的最好之间选择的无奈之举，而且他可能也是支持自由主义的。听从不成熟的学生道路很大的可能是动荡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民主之路，而且在中国特色里走出动荡的可能性很小。而学生与权威的妥协而对体制内促进自由主义发展达成共识，在学生的错误和各种势力的阻止下是最不可能出现的结果。他只能做出看似站在既得利益者一边的决定。只是在这个决定之后，自由主义在体制内发生的可能就几乎没有了，我前文分析了原因。看来被既得利益者绑架的体制和中国命运又回到中国历史轮盘里，重复着悲剧。在经济无法转型和人民没有自觉的情况下，走向动荡。
历史总是开玩笑，中国人是最被历史玩笑眷顾的民族。李约瑟问历史说，为何中国古代创造了这么辉煌的科学技术，却没有启蒙出现代思想？我们感叹明明明朝就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却现在也没有普及人本理念。我想历史上公平的，让东方这个民族早熟稳定，那么这个民族走向现代之路就艰难无比。我们知道阻碍我们的就是民族劣根性，鲁迅说过，柏杨说过，我们从“六四”和改革开放里看到。它的改造无比艰难。在动荡的近代史中，无数中国人为之努力却又本身陷入这个迷思中。20世纪的外部世界的变革让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中看到了现代化的希望，可“六四”又让希望破灭，迷思在体制内泛滥。可历史又开中国人玩笑了，当绝望来临，希望又出现了。
“邓主义”是希望在物质丰裕，温饱解决后，再有可能实现自由化。而在其间用开明的专制保护工业化过程里的弱势群体和自由经济带来的没有竞争能力的弱者，用国家的力量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也就是说体制内是存在可能的自由主义目标的。现实是中国的自由化前期的启蒙需要国家强制力参与，这也是许多知识分子支持邓的原因。启蒙需要物质充裕，需要制度保障（奖励现代理念，惩罚民族劣根性行为。）再合适的时间逐渐开放权利，让自由主义实践，渐进的让中国走向现代国家。也就是先至上而下但最终还是自下而上。这是中国的自由化之路，我们没有美国的独立民族性前提，我们的文化是集体观念和奴性太强，需要引导，这是事实。可这个主义太小看民族性的顽强，因为代表国家的还是具体的人，他们也同样是被改造对象，他们如何理解有些伟人的想法。悲剧还是证明了自由主义只能之下而上。可外部世界变化了，其一全球化导致中国有可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解决温饱问题；其二就是最近10年发生的网络的普及，而且廉价是中国的穷人可以负担得起的。在这里信息是自由的即使有人想方设法阻止自由，但技术总是掌握在西方人手里，这里无法完全控制。这里也无法等级化，想想连教育都已经等级化了，而这里网民是平等的。人的自由和自觉也就是启蒙需要物质温饱，需要自由的信息而且是可以负担的，而这一切中国在最近几年都有了。而且人类世代交替中都有后辈对前辈叛逆的因素，而80后逐渐成为社会的主体，如果他们中的大多数自我启蒙，这也不是“邓主义”希望的效果。历史总是开这种玩笑。
可首先是80后们愿意自我启蒙，当然这需要领袖。其次敌人从劣根性变为绑架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我前面说了，统治者对“六四”的态度已经让体制内努力不可能，那里的自由派很少，投机分子很多。只能靠体制外的某些努力对体制内的自由派形成帮助，让他们配合社会整体的制度改造，当然这里需要分辨投机者（即本质是不公制度的受益者，当分赃不均时就偏右，当穷人质疑时就维护体制的这种人。）而这种努力一定要从“六四”经验里汲取教训，不能再重复错误。
关于对待“六四”的思考，我经历了很漫长的精神斗争过程。从不忍了解就像现实中很多人一样当面对残酷现实时没有多大的勇气去面对它，尤其是面对这段历史会让你纠结于长久以来被教化的对这个政权正义凌然的印象与此的反差。再到自我救赎中逐渐直面这惨烈的人生后自发的必须要面对这个事件。再到逐渐了解那段历史真相后的不断反思，直到现在对这个事件不断地重新思考。在这个过程里我一直不愿写下任何文字，因为那是个十分痛苦的过程。不断地写作让我体会到了，其实文字表达历程是一个通向思想深处的历程，它让你感知自己的内心深处不易体现的更加深刻的情感，它让更加真切的感知你所描述的现象、人、思想的各种状态，它让你更加真切的进入你对事物、现象的态度、思考和情绪的氛围里。我曾经写的痛哭流涕，曾经写到暴跳如雷，曾经写到浑身冒汗，我知道如果我要表达我看到的、想到的，处于这件事里的人看到的、做的、想的，及其他人看到的、想的种种关于“六四”的东西需要很长期的心理建设。可昨晚的思考让我感到生命多么变化莫测，有时候对于心里沉淀很久的东西要物质化，否则真的可能永远埋在心底。所以我决定去经历这个历程，去把我认识的“六四”写下来。我想我不会把历史事实或者证明哪些是事实作为写作的重点，而是以面向未来的态度，去表达我对“六四”的经验和价值的认识，去表达我对历史偶然性的一些看法，去表达一个坚定的信念。
二、逐渐清晰的历史和奇怪的墙内、墙外的对其态度：
20年前那几个月及其前面数十年、其后数十年关于“六四”的历史经历的过称像是任何以往人类历史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一样随时间逐渐沉淀、清晰、客观，逐渐摆脱了情绪、偏见和利益纠葛。随着越来越多历史真相的清晰，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料、影像、照片在世界和网络的广泛流传，随着越来越多外人深入研究和传播不同的对这段历史的评价和思考，理性的人们对于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有了清晰的了解，对于其的起因、过称、结局有了全面的认识，对于更广泛的关于中国发展历程有了痛苦的思考。
我想绝大多数理性、善良的人们都会认为其实在这次事件中死了多少人不是重点，其实明确到每一个生命很重要，重点是这个政府做了不可以容忍的事情，而且这改变了中国可能向伟大发展的历程。
对于拥有军事强权的政府解决矛盾用子弹，用坦克车，无论如何狡辩这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这里是绝对的道德标准，没有商量余地。即使以结果论或者功利主义来看待牺牲的意义来衡量邓的决定，预期的幸福在这件事发生后就已经注定了那只是虚伪的外表，一切悲剧从那以后就开始逐渐累积。不论坦克车里被烧死多少军人，无论全国大串联导致多少不稳定，无论李鹏、邓小平多么的为国为民、长远思考、考虑大局，无论群众运动中有多少自私、不成熟和民粹，无论人民是否是暴民在获得权利后重复他们所反对的事，无论这群人是否拿出的道路是适合中国发展的，只要政府开枪了，命令开枪的人就要承担历史责任。政府只要开枪了它就是反动的，虽然我在之后的描述中会表达其实学生们也有很大责任，但你开枪了就证明你的冠冕堂皇的为中国发展之路考虑的种种借口彻底推翻了。因为发展不是为了人的发展，发展是可以死人的，是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的，这在之后中国发展中处处印证而没有反思纠正，只要那个美好未来的梦不破灭，这种发展就会持续，但现实必然会让那个梦冥灭。因为政府的做法就是掩盖问题、回避问题。更关键的是这种问题是关乎中国更长久发展的、是关乎中国人能否跳脱历史宿命论的。在较短的历史发展看，可能会带给中国快速的发展，可邓决定开枪后，中国历史发展的跳脱悲剧之门又面临必然的关闭。邓本来可以无比伟大，可这个决定让他只是曾国藩、只是李鸿章、只是王安石而不是林肯、肯尼迪。开枪的影响在于对民心的影响，对当时几乎绝大多数现在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年轻人价值观的影响。这些影响都是朝着悲剧发展的影响。刚刚可以启蒙的民族性在坦克车面前又加以巩固。
但历史没有那么简单，邓和这个政府如我上述而言无论中国在他们之后朝更好的方向发展的如何好（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长远看。），他们都是有罪的。但我必须说明邓的无奈，而这个无奈其实是必然的，是千年的民族性造成的。邓只是在最好和最坏的之间无奈的选择了一个最保险的也最易实现的中国发展方式，即继续在开明专制下的渐进启蒙与渐进发展即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反对者就镇压。但这个必然发生的风波和邓的选择却让自由主义的启蒙运动彻底在这个体制内不会发生，而那是必然中国要走的道路。不走，就是中国历史王朝悲剧的一再重复。也许邓知道自己一定要承担历史责任去背负这个骂名，让中国先有温饱再去启蒙，那时的社会代价和改造难度都会减小，而不是出现最坏的结果：中国又回到文革的动乱或者更糟的近代史中去。而最坏的情况即使在现在看来如果让当时的学生按他们的想法做发生的可能性也很大。所以邓也只有可能做出这样的决定。但一旦采取这样的手段的结果是必然在体制内不会出现纠正和反思，只能会继续掩盖问题，让中国通向美好的道路前途未卜，而悲剧的命运变得越来越可能。
至于“六四”的意义，毋庸置疑，它是中国当代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即使现在的官方仍然有意淡化这个事件。因为它对我们的未来之路的明晰做出了太大的贡献，虽然它也让中国走向悲剧的道路加大了。但我更愿意认为这是一次思想实践，从更积极的态度上说，是中国解套思想产生的思想实践。所以对于思考这次事件的对未来的经验，对于现在的中国尤其重要，所以也是我不得不面对这个事件的原因。关于“六四”对未来的经验和意义的详细阐述将在本文的第三部分展现。
对于政府对于这个事件的态度如我上述而言是必然的回避，是不断地为其走的不断加强的渐渐失去开明的等级专制的发展模式证明而且也已经不是邓开始提出的解放思想、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道路了。这种所谓中国模式越来越表现出中国式王朝的悲剧历程，它唯一可以被支撑的是经济的发展保证了温饱（其实这是也是自我解套的最好时候，尤其是80后90后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而它再也不能让多数人更好发展了，也不可持续。危机总在最好之后变为最坏。这样就是体制内解套必然不可能的有一个原因，也是我不断强调的我对体制内渐变的悲观的又一原因。
而我更想说的是体制外和洋人对这件事的态度，也就是墙外的态度。我是这个社会最随机的一个代表，而我在网络中遇到的墙外的洋人也是最随机的代表，虽然可能是比较关心政治的。无论是挪威、美国、埃及还是俄罗斯，我很惊讶于他们对我们这段历史的了解和比较深刻的见解。我们往往认为洋人都被海外那群民运极端和自私分子所蛊惑，其实不是。而且海外民运也渐渐认识到自己必须先自我救赎，虽然还很不够，但对“六四”的看法也渐渐有理智的声音。更不用说，台湾、香港、海外华人对这件事的广泛讨论和思考。反而是这里对待对于我们未来如此重要的事情却有意掩盖，连洋人都在学习这里的人类经验，我们却只能在地下讨论，翻墙了解事实，旁敲侧击的表达。但即便如此，墙外的态度却对墙内的自我救赎之路和解套提供了可能。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网络、没有YouTube，我们墙内的人会真实了解这段历史。虽然可能天朝公安部长会说，西方反华势利利用网络渗透反华。可对于独立人格的个体而言，他有客观判断的能力，而且只有自由的信息才会有尽可能的接近真实的判断，国内的正名宣传够多了，难道看一点外面的声音就是洗脑，天天听天朝之圣音就不是洗脑？
三、“六四”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对未来的教训和意义：
至于“六四”发生的原因，有人说是经济自由化改革逐渐沦为既得利益者捞取好处的改革，社会的不公逐渐加剧，青年渐渐对社会和政府失去了希望；有人说是政治高层的勾心斗角，利用学生和社会的不满发起的运动；邓说：这是国内和国际的气候决定的。也就是冷战将要结束，东欧在巨变，柏林墙要倒掉，自由主义思想强劲的吹向东方。
我的看法是，当文革动乱使得物质极度匮乏及在外部现代化的刺激下，人们在发展物质上取得了高度共识，加之那时是一个政治强人的时代，开明专制使得国家可以动用一切资源发展经济。有民心、有决心、有手段，中国经济一定发展。但邓的思路是不触及过往或者现在的既得利益者，用外部的改革带动内部的改革，希望用物质累积和发展解决改革阻力，希望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态度、解放思想的鼓励逐渐进行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建立国家各种制度以解决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这样的代价最小，改革的过程最平稳。可与西方相比的优势即国家控制改革而不是民主制度下的改革带来的执行力逐渐变为无论体制内、体制外的人为己谋利的工具，即权与钱的结合使优势资源总是不公的掌握在邓不愿触及的既得利益者身上。不公和缺乏正义在毛时代以来一直强调的人民那里感到的尤为强烈。
而且当外加的信仰（共产主义）被不再提及，传统的民族劣根性换了马甲，在“邓主义”的外套下大行其道，而且欲望之门打开（所谓西方好的坏的都来了），这是“邓主义”失败的可能性很大的原因，他不面对或者放在以后去面对我们建国以来的失败（文革）最重要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或者中国几千年以来一直没有启蒙和现代化的民族性上。使得人们在前进时骨子里引导他们的还是这些东西。
加之国门打开，物质发展，经济自由化，人性逐渐被启蒙。欲望比如性与自由主义同时被催醒。这无论在“六四”学生那里还是在反对学生的人那里都在发生。自由主义是人类必然要走的道路，中国人也不例外。体会到自由主义先进性的学生希望用民主来解决社会不公和正义缺失的问题。也就是用西方经验解决工业化带来的诸多问题。但他们太不成熟没有对中国问题深刻的认识，关键是这种自由主义之路也可以成为没有启蒙的民族劣根性的马甲甚至比“邓主义”的发展之路更坏。而也打开欲望之门的既得利益者们当然对能给他们带来利益的制度持支持态度，所以对自由主义采取反对态度，他们只赞同经济的自由化不赞同政治的自由化。当然体制内的一些人我相信邓是这样的人，是希望避免不成熟的自由主义带来的更糟的局面而反对的。他们看到那样的自由化对当时社会的弱势群体伤害更大，这是一个正确的判断，即使我批评邓之后的决定。邓也可能认为自由主义和人权、民主是中国必走之路，但他的思路是留在物质发展以后再去建设。矛盾总是在内部先爆发，中央高层的权力斗争使得不成熟的自由主义、既得利益者、政治强人之间的关于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矛盾在那个春夏爆发。接下来就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有价值的思想实践，那里的经验对我们的未来至关重要，这是我一直强调的。
从学生运动的过程看，无论是学生领袖内部的分歧，那里的组织方式，表达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透露者其实这里的多数人本身没有被启蒙，骨子里的还是民族劣根性，虽然表现的很自由主义、很民主。自由主义的基础是人性的启蒙，理性精神和人道主义的建立。他们多数没有，那么开始打开的欲望只能在骨子里的东西的指引下用自由主义的诉求如民主去实现。柴静跑到外国媒体面前的哭泣和之后这群人的出国及以后的经历证明，他们也没有信仰。这在当时就已经被一些学生看到，他们就已经指出不能用你反对的东西去反对，那样和他们有什么不同，其中就包括刘晓波。
其二，学生们所呈现的中国未来发展道路即说服不了政治强人们也实际上是注定失败的。我们抛开那些自私的学生不谈，只谈那些对自由、民主怀有极大热情的单纯学生。他们如同郑永年所说，他们只把自由主义当成道德上神圣的东西，只在概念上接受，不愿把自由主义中国化。我们都知道普世价值如自由、人权、平等、公正是在哪里都是真理，可我们面对的社会和人不是美国乡村自治传统的社会和人，除了引领的人要自我启蒙、自我救赎外，我们所要启蒙和现代化的人也需要长期启蒙和现代化我们的民族性。我们连启蒙和自我启蒙都没有完成，离现代社会还很遥远。因此自由主义者应该思考的是结合中国现实想办法掀起启蒙运动，改造民族性，这是正途和避免自由主义空洞化或者经历民主化的发展中国家付出的用时间和牺牲换成长的道路。吾尔开希在人民大会堂表达的其实没有说服力。其实那时人们即使面临成为奴隶的可能，也不愿再像一些发展中国民主化的成长道路了。（那是还是有希望不成为奴隶的，而现在则是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其实反过来看，如印度即使是巴基斯坦，它们的动荡不意味着以后不比中国人更快的现代化，我指思想。）
其三，学生们没有政治智慧。我前文说了，那是个政治强人的时代，邓也不是一定反对自由主义那边。当然那里也有保守派如军队高层、也有既得利益者如李鹏。他们寄希望的高层不是政治强人，而使矛盾变成政治斗争（赵与李的斗争群众化），那是不明智的。“邓主义”里是存在自由主义发展的空间的，因为那是个政治强人的时代。学生们应该把这次运动变为反思社会发展方式、凝聚社会共识、加强自由主义合法性的运动。而暴力、自私和短视使这次运动又变成了中国传统的庶民请愿，请愿不成就揭竿而起的与权威严重对立。用李敖的话，我们应该抱着共产党的大腿，让它其中的强制力（国家力量）让自由主义发展用制度和国家意志制裁既得利益者的欲望、鼓励启蒙奖励按现代理念做事的人。可能当时李敖说这话还是对的，现在都变了，因为强制力和国家意志也被既得利益者绑架了，政治强人时代从邓以后就消失了。
其四，学生高估人民的意愿了。这里的人民可能会有不满社会公正的情绪，趁哄还行，面对强权和死亡立刻退缩。骨子里的民族劣根性再次体现无疑。我还记得有一段资料表明，一个住在长安街附近的居民看到军队晚上进入天安门听到开枪后说：什么人民军队为人民就是土匪。当时他们以为可能是橡皮子弹呢，当看到血淋淋的尸体后立马就乖乖的躲到家里了。还有一张照片，表现的是第二天上午一群行人走在长安街上，看着被烧毁的车辆，像是在参观战场。看似全国的运动很快就平息了，即使在西方制裁和压力下，这里的人民也没有开始看似高涨的情绪看似理想主义的情怀了。沉默变得尤其可怕。当然这里还有很多人在坚持如刘晓波，有些人还为此付出了生命。
总结“六四”的经验，我认为有五点：1、无论如何自由主义是中国必须要走的道路。既然自由经济可以接受，民主与人权理念也必须得到普及。中国的未来一定还是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2、自由主义者必须自我救赎。也就是自己必须先改造自己的民族性（其实救赎别人救赎救赎自己），自我启蒙，克服人性解放和物质丰富后的欲望与贪婪，用人权和理性去克服人性之恶，用理性打通心灵和世界的隔阂理解生命的价值、理解自由和平等的价值。我们知道我们需要领袖，但领袖必须是精神上的先行者；3、自由主义需要中国化。如前文所述，我们面对的文明不同，虽然我们的目标一致或许在这里的实践会更加发展那些人类进步的经验，所以我们要脚踏实地，先从自由主义的启蒙运动开始。当然物质的进步对人的精神进步有促进作用，但解决物质增长带来的问题或者说工业化带来的问题靠的还是自由主义带来的民权及其精神。所以自由主义者应该和权威达成共识，及开明的专制是可以接受的，要保持经济成长，但必须用国家强制力和制度鼓励启蒙和培育现代社会，用国家强制力和制度制裁既得利益者的虚伪及其背后的欲望、贪婪及更深的民族劣根性。4、与权威的关系，不能陷入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里去，不能绝对的与其对立。既要保持合作又要保持独立，用精神的力量去促使这个体制的强制力达到我们想要的目的，而不是暴力和那些我们所反对的他们利用的手段。但我要强调当时的体制内存在这种可能，学生们如果认识到这一点也许不会发生悲剧，可现在几乎不可能了，这在后面会详细阐述。5、明确我们的敌人不是物质的人而是其背后阻碍中国人现代化的民族劣根性。这会使我们的目光变得长远。
“六四”对于以后现实社会的影响如我前文所述，多数人民心中的民族劣根性被加强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体制渐渐变得失去体制内实现自由主义的可能而是越发的趋向保护既得利益者。
人们看到国家的强制力压制了自由主义的运动，看到了国家保护了既得利益者不惜利用武力，看到了国家为了稳定可以掩盖问题、回避问题。看不到自由主义中国化的问题，看不到体制内也有可能渐变的希望。人们开始对自由主义和理想丧失信心，想到如果公平正义无法得到那么我至少不要成为那个被剥削者，我要成为既得利益者。人们更加关注自我和家庭，人们逐渐连这个可能成为信仰的东西也抛弃，彻底投入为名为利的金钱至上的斗争和努力上去，对所谓的平等和正义渐渐麻木。我想这是我们亲眼所见的。带来的是一切民族劣根性的行为的被接受被强化，就像办事得找关系、经商就得和权力保持暧昧、行贿受贿是稀松平常的事、忍耐、等级观念等等。
而这种强化带来的消极精神的普及导致的是体制里改革力量的逐渐消弱。一方面既得利益者扩大，就是让以后加入的主要是知识精英阶层也就是之后的大学生成为既得利益者。另一方面，既得利益者们利用这次事件及自由主义者不成熟犯的错，不停地污名化自由主义，以强调政治稳定其实是维持特权的稳定而非为了改革稳定而强调的稳定。因为后者会不断逐渐的开放政治自由而前者永远不会改变。以后只要触及到他们的利益的改革就可以把稳定和暴民的暴动可能拿上台面。加之西方对当时自由主义者的支持不可否认他们有私心，又成为既得利益者们渲染民族主义悲情的一张牌。这一切使得体制内希望发展自由主义的人几乎不可能用体制的手段实现，加之邓死后，政治强人没有了，权利被死死的绑在既得利益者的手里。
以后的经济发展不是他们的功劳，也不是制度的功劳，而是等级经济形成或者绝对的经济自由化加没有丝毫民权的权贵制度下靠全球化和中国人的勤劳和忍耐的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快速增长。它一定提供足够的生产力维持人民的温饱。但更为重要的是这里本可以不断进步的对人的发展和现代社会制度的建立尝试被既得利益者不断地用权势剥夺走了。人民没有进步，而却造就了一群无比富有的现代皇帝享有着特权、财富并自我堕落着，而且带领这个社会继续堕落。让人渐失对未来的信心。看来前文提到的我们这个民族不断循环的悲剧历史又要发生，因为现代经济的进步靠的是对人的尊重，当经济无法发展维持不了就业和温饱，那未来可想而知，而这时的人民没有进步也没有权利，中国不会重复像美国上世纪30年代的走过的完善之路，而又是破坏与动荡。那是我们就知道人民有权利会用权利的重要性了。
当然时代的变化总是出人意料的，我还是看到了经济自由化和开放带来的中国未来的希望，而“六四”的经验对这个机会至关重要。所以我一直说，“六四”对于中国的未来做出了思想实践的第一步，虽然里面有很多错误，虽然让中国走向悲剧循环的可能性加大，虽然对体制内渐变带来毁灭性打击，但在历史又给中国人的机会里这就显得像先贤的探索那般重要。而这种希望和解套的可能在后文中会有表述。
四、历史的玩笑
“邓主义”本身的设想如前文所述是放在以后触及精神深处的问题，不动既得利益者，用发展、物质累积、解放思想、摸着石头过河来逐渐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我说了这种设想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可谁又能说在更长远的未来看，这是明智的一步呢？可必然的民族性主导的既得利益者在经济自由化中的对社会伤害使得必然的“六四”发生，而必然的学生不成熟导致的邓选择了一个无奈的开枪决定。我说了这是邓在最坏和不可能实现的最好之间选择的无奈之举，而且他可能也是支持自由主义的。听从不成熟的学生道路很大的可能是动荡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民主之路，而且在中国特色里走出动荡的可能性很小。而学生与权威的妥协而对体制内促进自由主义发展达成共识，在学生的错误和各种势力的阻止下是最不可能出现的结果。他只能做出看似站在既得利益者一边的决定。只是在这个决定之后，自由主义在体制内发生的可能就几乎没有了，我前文分析了原因。看来被既得利益者绑架的体制和中国命运又回到中国历史轮盘里，重复着悲剧。在经济无法转型和人民没有自觉的情况下，走向动荡。
历史总是开玩笑，中国人是最被历史玩笑眷顾的民族。李约瑟问历史说，为何中国古代创造了这么辉煌的科学技术，却没有启蒙出现代思想？我们感叹明明明朝就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却现在也没有普及人本理念。我想历史上公平的，让东方这个民族早熟稳定，那么这个民族走向现代之路就艰难无比。我们知道阻碍我们的就是民族劣根性，鲁迅说过，柏杨说过，我们从“六四”和改革开放里看到。它的改造无比艰难。在动荡的近代史中，无数中国人为之努力却又本身陷入这个迷思中。20世纪的外部世界的变革让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中看到了现代化的希望，可“六四”又让希望破灭，迷思在体制内泛滥。可历史又开中国人玩笑了，当绝望来临，希望又出现了。
“邓主义”是希望在物质丰裕，温饱解决后，再有可能实现自由化。而在其间用开明的专制保护工业化过程里的弱势群体和自由经济带来的没有竞争能力的弱者，用国家的力量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也就是说体制内是存在可能的自由主义目标的。现实是中国的自由化前期的启蒙需要国家强制力参与，这也是许多知识分子支持邓的原因。启蒙需要物质充裕，需要制度保障（奖励现代理念，惩罚民族劣根性行为。）再合适的时间逐渐开放权利，让自由主义实践，渐进的让中国走向现代国家。也就是先至上而下但最终还是自下而上。这是中国的自由化之路，我们没有美国的独立民族性前提，我们的文化是集体观念和奴性太强，需要引导，这是事实。可这个主义太小看民族性的顽强，因为代表国家的还是具体的人，他们也同样是被改造对象，他们如何理解有些伟人的想法。悲剧还是证明了自由主义只能之下而上。可外部世界变化了，其一全球化导致中国有可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解决温饱问题；其二就是最近10年发生的网络的普及，而且廉价是中国的穷人可以负担得起的。在这里信息是自由的即使有人想方设法阻止自由，但技术总是掌握在西方人手里，这里无法完全控制。这里也无法等级化，想想连教育都已经等级化了，而这里网民是平等的。人的自由和自觉也就是启蒙需要物质温饱，需要自由的信息而且是可以负担的，而这一切中国在最近几年都有了。而且人类世代交替中都有后辈对前辈叛逆的因素，而80后逐渐成为社会的主体，如果他们中的大多数自我启蒙，这也不是“邓主义”希望的效果。历史总是开这种玩笑。
可首先是80后们愿意自我启蒙，当然这需要领袖。其次敌人从劣根性变为绑架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我前面说了，统治者对“六四”的态度已经让体制内努力不可能，那里的自由派很少，投机分子很多。只能靠体制外的某些努力对体制内的自由派形成帮助，让他们配合社会整体的制度改造，当然这里需要分辨投机者（即本质是不公制度的受益者，当分赃不均时就偏右，当穷人质疑时就维护体制的这种人。）而这种努力一定要从“六四”经验里汲取教训，不能再重复错误。
现实里中国的三种思潮
即使这个浅薄的时代，推动社会进步的仍然是思想、主义。人是需要追求内心安宁的，他必须要自圆其说，所以就会有对过去、现在、未来的解释和思考，这就是思想、主义形成的动力。我想没有一个人不会有自己的主义，即使很简单，它引领着个体向前，让他的精神世界不置于崩溃。（尤其在这个伟大的又无比艰难的时代里）而对于一些共同社会现象的思考，在一个极权社会，它往往强调统一，这就是为何我们从小就开始学习某某的思想，让它占据你思考的第一印象而且往往这个体制的教化是成功的。你知道光靠强压是不能让人心甘情愿的接受的，而这种教化是逐渐让你放弃灵魂而且用种种正名来让被教化者投入物质欲望的满足与追求上去，这样你心甘情愿而且乐此不疲。就这样被寄予厚望的名校大学生们成功的被收编进去，这样就解决了统一思想问题。那这个统一的思想是何呢？剥去伪装的外衣，剥去民族主义的自负，其实就是经济的自由主义和政治的国家集权主义。我一直说，改革开放就是洋务运动，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家的发展就是满足统治者和既得利益者的欲望和维持统治。它可以暂时的向外国妥协，它可以暂时的让一些底层人民向上移动，它可以表现得像一个开明专制，但人民永远是被利用满足他们渴望的工具，随时可以抛弃，随时可以牺牲，随时可以被遗忘。即使他们满怀热情渴望用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去改造中国，结果永远是面子和外在就像历史上中国被外族侵略后被迫改变的一样，结果是他们连同人民一起落入中国式悲剧中。这就是精英统治加中国特色的宿命。可精英们不这样看，他们认为那些历史是寻找中国复兴的道路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君主立宪”、“共和民主”、“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毛主义”、“邓主义”，都是尝试，都是追寻，可他们永远逃不出自私的、浮躁的、自负的魔咒，从上而下的任何美好在中国都是不可能成功的！可这些人及其被他们教化的后辈坚信不疑、乐此不疲。（我都以最善的角度去认识那些在这个体制里为这个国家工作的人是有主义的是有理想的，而不只是贪污腐败、道德堕落。而即使这样，我仍然对他们表示愤怒。）我长期思考过中国的历程和现在这群期望体制内渐变让中国变得更好的人的想法。我想这种“新中国难题”（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为何中国古代这么先进的文明没有产生出现代文明？称为中国难题。）的原因在于中国的读书人没有真正理解人类进步的历史经验总是超不脱民族历史的迷失，更为关键的是，精英永远不相信人民，永远不懂得什么叫在人格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总的而言，精英与人民之间是等级关系而不是合作关系。上对下市蔑视和瞧不起只要求服从，于是就是2000多年直到如今的愚民。而下对上要不忍耐要不革了他们的命，人民不会真正像精英希望的方向发展而且没有进步只能重复一个又一个悲剧。
这种精神的缺乏吸引力和糟糕的现实让不同思想和主义必然产生。
“在一些社会阶层成为经济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改革的受害者或者牺牲品。他们也看不到未来改革的出路。所以，近年来，一些人开始全面否定改革开放政策。他们对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开始抱怀疑态度，要求反思和纠正改革路线。
因为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出现了问题，他们往往向后看。无论新老“左派”还是国外称为“毛泽东派”的社会团体和知识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有这种倾向性。当然，这里也有一些从理想出发来审视和批判现实的知识分子。”（郑永年《中国的意识形态》）我在《中国不高兴》里看到了这一类人，我也表达过怀念改革开放前关于平均主义和社会公平的人是一群有理想的人，他们对这个体制建国时的梦想怀有坚定信念，他们希望国家富强希望不受人欺负，而且他们往往不国内的愤懑转移到外国的亡我之心不死上，强调国家力量去改变社会里的不公和发展问题。他们话语的主题词经常是和毛泽东思想、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其核心说穿了就是政府万能论。这种主义这种思想被打压下去，而持这种想法的人多是在体制内工作，他们会向官统妥协，他们的命运是在统治者无法调和与外与内的矛盾时把他们捧出来。比如3.14，比如奥运火炬被阻时。当统治者需要国家力量展现专制实力时，为其正名的却是这种思潮。当然这些人也不是白痴，他们强烈要求国家力量要解决不公和对外的软弱，可他们和统治者一样，总是悲剧和迷思。
更常见的一种思想就是自由主义思想，也就是一些人说的“右派”。
“作为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首先在西方出现，在西方得到发展。但自由主义并非西方的专有物。任何一个国家，当其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总会产生很多自由主义的因素来。尽管西方自由主义有其悠久的思想传统，但近代自由主义及其在政治制度上的表达则完全是工业化，商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从这一逻辑来看，中国也不会例外，必然会产生自由主义。今天中国的诸多实践例如开放，利益多元，利益竞争和整合，公民政治参与，社会组织等等都是所有种类自由主义的一般性材料。”（郑永年《自由主义的中国化》）老郑指出，自由主义是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必然产物，所以不要再拿西方美国等等借口说自由主义是不会在中国产生的。自由主义是人自觉于己于社会后对自身权利和实现想法追求必然的产物。人权、法制、民主是其核心，这是普世价值。
而中国的多数右派我认为其实和以上两种思潮的迷失也是一样。具体而言如果大家都在这个教育下成长如果没有自我启蒙把知识变为通往心灵的钥匙，以一个独立自觉的个体去理解自由主义，那么自由主义如同共产主义一样又是一个马甲。现实是多数右派只把自由主义当成体现道德优越的符号和概念，他们只是就概念而论证现实的不合理却无法赢得多数人的支持。原因在于他们拒绝从中国的实际及从中国的经验发展自由主义，只是舶来品。普世价值必须承认，可我们面对的人民不是美国人而是中国人，自由主义的启蒙和实践必须集合中国的文化，这即不意味着否定中国文化也不意味着利用中国文化而是现代化它。而且多数的右派也是觉得人民是不可信任的，这是最直接的体现他们没有理解自由主义精神的标志。自由主义者在经济领域里已经证明自由的可贵，但他们的劣根性却使经济自由主义成了社会公正和社会问题产生的推手。这证明在现实利益面前主义是可以选择的运用，在经济自由主义者眼里，为之代言的资本家渴望的自由竞争是必须的，但社会制度建设与公正是可有可无的，只要可以带来利润，行贿与潜规则都是可以被接受的。而在政治领域，右派们又老是与统治者对立，这是不明智的，我们既不能与之为伍也不能一点不寄希望于他们内部的变革。但一定是独立的社会运动推进这个变化，而不是变为犬儒。
“今天的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实践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因素，改革也在呼唤自由主义的产生。自由主义提倡理性，和平，利益表达和妥协，基本社会正义，这些都是目前的中国社会所需要的。”（郑永年《自由主义的中国化》）我也认为只有自由主义的启蒙，凝聚社会共识，用社会运动去推动中国的社会改革其实也是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是现在看起来很不错也是唯一可行的道路。但如我而言，右派们必须自我救赎启蒙自我，热爱人民，理解平等的哲学含义，开放（自由主义本身就是开放的）不落入圈子里（这包括体制内的和体制外的），用非暴力和体面的方式去斗争，这样才有可能把你们和我们希望的公正、自由、平等、保障人权的社会变为现实。
这种精神的缺乏吸引力和糟糕的现实让不同思想和主义必然产生。
“在一些社会阶层成为经济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改革的受害者或者牺牲品。他们也看不到未来改革的出路。所以，近年来，一些人开始全面否定改革开放政策。他们对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开始抱怀疑态度，要求反思和纠正改革路线。
因为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出现了问题，他们往往向后看。无论新老“左派”还是国外称为“毛泽东派”的社会团体和知识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有这种倾向性。当然，这里也有一些从理想出发来审视和批判现实的知识分子。”（郑永年《中国的意识形态》）我在《中国不高兴》里看到了这一类人，我也表达过怀念改革开放前关于平均主义和社会公平的人是一群有理想的人，他们对这个体制建国时的梦想怀有坚定信念，他们希望国家富强希望不受人欺负，而且他们往往不国内的愤懑转移到外国的亡我之心不死上，强调国家力量去改变社会里的不公和发展问题。他们话语的主题词经常是和毛泽东思想、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其核心说穿了就是政府万能论。这种主义这种思想被打压下去，而持这种想法的人多是在体制内工作，他们会向官统妥协，他们的命运是在统治者无法调和与外与内的矛盾时把他们捧出来。比如3.14，比如奥运火炬被阻时。当统治者需要国家力量展现专制实力时，为其正名的却是这种思潮。当然这些人也不是白痴，他们强烈要求国家力量要解决不公和对外的软弱，可他们和统治者一样，总是悲剧和迷思。
更常见的一种思想就是自由主义思想，也就是一些人说的“右派”。
“作为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首先在西方出现，在西方得到发展。但自由主义并非西方的专有物。任何一个国家，当其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总会产生很多自由主义的因素来。尽管西方自由主义有其悠久的思想传统，但近代自由主义及其在政治制度上的表达则完全是工业化，商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从这一逻辑来看，中国也不会例外，必然会产生自由主义。今天中国的诸多实践例如开放，利益多元，利益竞争和整合，公民政治参与，社会组织等等都是所有种类自由主义的一般性材料。”（郑永年《自由主义的中国化》）老郑指出，自由主义是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必然产物，所以不要再拿西方美国等等借口说自由主义是不会在中国产生的。自由主义是人自觉于己于社会后对自身权利和实现想法追求必然的产物。人权、法制、民主是其核心，这是普世价值。
而中国的多数右派我认为其实和以上两种思潮的迷失也是一样。具体而言如果大家都在这个教育下成长如果没有自我启蒙把知识变为通往心灵的钥匙，以一个独立自觉的个体去理解自由主义，那么自由主义如同共产主义一样又是一个马甲。现实是多数右派只把自由主义当成体现道德优越的符号和概念，他们只是就概念而论证现实的不合理却无法赢得多数人的支持。原因在于他们拒绝从中国的实际及从中国的经验发展自由主义，只是舶来品。普世价值必须承认，可我们面对的人民不是美国人而是中国人，自由主义的启蒙和实践必须集合中国的文化，这即不意味着否定中国文化也不意味着利用中国文化而是现代化它。而且多数的右派也是觉得人民是不可信任的，这是最直接的体现他们没有理解自由主义精神的标志。自由主义者在经济领域里已经证明自由的可贵，但他们的劣根性却使经济自由主义成了社会公正和社会问题产生的推手。这证明在现实利益面前主义是可以选择的运用，在经济自由主义者眼里，为之代言的资本家渴望的自由竞争是必须的，但社会制度建设与公正是可有可无的，只要可以带来利润，行贿与潜规则都是可以被接受的。而在政治领域，右派们又老是与统治者对立，这是不明智的，我们既不能与之为伍也不能一点不寄希望于他们内部的变革。但一定是独立的社会运动推进这个变化，而不是变为犬儒。
“今天的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实践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因素，改革也在呼唤自由主义的产生。自由主义提倡理性，和平，利益表达和妥协，基本社会正义，这些都是目前的中国社会所需要的。”（郑永年《自由主义的中国化》）我也认为只有自由主义的启蒙，凝聚社会共识，用社会运动去推动中国的社会改革其实也是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是现在看起来很不错也是唯一可行的道路。但如我而言，右派们必须自我救赎启蒙自我，热爱人民，理解平等的哲学含义，开放（自由主义本身就是开放的）不落入圈子里（这包括体制内的和体制外的），用非暴力和体面的方式去斗争，这样才有可能把你们和我们希望的公正、自由、平等、保障人权的社会变为现实。
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是什么样的人取决于你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你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从出生到死亡不过几十载，但他们却都隐隐感到在内心深处在追寻着什么。那个渴望时而模糊时而隐现却总让你可望而不可及。可他们在死亡之前却不会感到遗憾，因为他们其实有了答案，不管它是否是真实的，是否是对更广泛的人更有意义的，是否找到或者是否现实里实现，那就是追寻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最大的生命意义。他们的人生留给后人的是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故事、真实的情感、撼动人心的历程，是伟大的精神经验、感情经验、生命体验。他们拓展着人类的精神世界、拓展着人类的视野、拓展着人的意义。他们就是坚持不懈的追梦人。活在这个世界的人，有人生于苦难，有人比较幸运；有人一生为谋生或在自我救赎中度过，有人为孩子的更好未来而奋斗，有人为了救赎他人惩治恶而努力，有人为拓展自我和人类的知识而努力；有人死去，有人降生，有人痛苦，有人幸福，有人挣扎，有人放弃，有人逃避，有人自欺欺人，有人迷茫，有人坚定，有人怨恨，有人宽容，有人卑鄙，有人高尚。。。。。。人啊，本身就是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何人要存在？而我们往往感叹我们的人生仿佛有许多已经注定了的命运，是啊！当人们回望过去，许多人的人生是注定如此即使看似他一直在努力奋斗着，而那些努力或不努力其实也是必然。偶然的是你身处哪个环境里，偶然的是你会否救赎自我启迪自己的心灵形成独立的人格成为我们中那一群追梦的人，偶然的是追梦人有没有运气把梦变为现实或者这些梦可以改变必然的历史或者多数人必然的人生。时间不停的向前，一代又一代人存在又消亡，生命在进化，人在觉醒，越来越多的人有可能成为追梦人。因为这种精神在传播在被年轻人接受，因为越来越多的社会渴望这些人出现，因为理想主义是必须的是迫切的也是最务实的需要。
梦是什么？梦也是对己偶然对外必然的。具体而言老天爷造了你，你比较幸运的自觉于己，你发现你自己渴望的世界，那就是你自己的梦。而你又是社会肌体的一部分，你自觉于社会，而去建立理想的社会就是你必须承担的梦。前者是因人而异，后者是责任。而这个世界实际上可以按社会的梦的种类分为三个世界。第一世界，它们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制度，它们已经处于后工业化时代很久，他们最急切的梦是拓展人类的精神与物质疆界，解决人类新遇到的问题比如环境与能源比如新的社会关系背后的人类经验，思考人的更广泛意义的问题等等。他们的年轻人在做这些梦，当然他们也有新的问题让他们去自我救赎。
第二世界，处于工业化中的国家比如中国，其实绝大多数发展国家都处于这个阶段，这里没有完善的社会制度，工业化或者其他经济发展处于快速上升阶段。这里的梦多数是关于公平与公正的，是关于一个有保障的社会制度的，是关于尊严的。这里的人民用了一代人的时间用血汗换来社会整体生产力的提高，也就是这里的生产可以保障人们的温饱，那么人性独立精神与人的发展必然要求这些梦去实现。就像第一世界的先辈走过的一样，当美国上世纪处的血汗工厂里的人们和其外的人们做着这个梦并不懈的把它变为现实时，我们的贫二代和农民工二代不也处于这个阶段吗？可洋人的争权手段，这里不给予，因为这里的人觉得解决工业化带来的问题，这里的人更他妈聪明（我很生气），有自己的一套。而且你连做梦都是不对的，接着便是一串义正言辞的教化直言来教化你，如果不行，那就污名化你。更可怕的是，这里的年轻人越是接受更好的教育越是脱离这个梦。去做什么其他的梦，其实都是对这个国家这个时代不负责任和有负罪感的。（因为资源被这些人占据却没有推动这个社会最需要的进步，反而站在对立面。）可这里的统治者们不知道人的进步是自觉的进步吗？人不自我救靠你的施舍，没有人会相信施舍者会拥有纯洁完美的道德，也没人会相信被施舍的人会真正进步。事实也证明了，施舍者的堕落与自欺欺人，被施舍者的裹足不前。因为只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判断独立的实践才有真正的进步，而人们只有在相互的救赎里才会寻找到真善美。这让我们只能去怀疑那些统治者和既得利益者的自私与迷思，或者他们的灵魂已经扭曲，这是我对体制内渐变的悲观源泉。你知道这个国家的既得利益者们连“穷人该死”，“社会垃圾”，“工业化和社会转型代价必须要付出”，“社会就是这样，你自己必须适应即使那意味着龌龊和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因为就是强者说了算，而不是真理说了算。。。”都可以接受，连民主和人权本身都开始不以为然，还谈什么尊重知识，尊重创造。社会堕落到连学术都可以作假连真理都可玩弄，去看看所谓接受过精英教育的人的精神世界吧：幼稚化，傲慢的自恋化，伪装的物质主义和泛娱乐化。你不尊重真理，真理会用血一般的教训你或者你的后代。悲剧是这些人最终的命运，只是等待的时间长短。当然谁也不愿中国历史上一再反复的悲剧重演，可通向未来的钥匙不在他们手上而在每一个被压迫者手里，就像引领美国民权的领袖和改造大众灵魂的人很少是常青藤联盟毕业的。启蒙和争取社会共识，社会运动和提高劳动者生产力是变革的手段，而且人权运动的中国经验是在探索中形成的，普世价值可以被承认，具体情形需要每一个追梦人去实践。
第三世界，处于农业社会的国家和地区。我想这样不受工业化影响的地区和人已经很少了。
我们的社会现实不主张做梦，也不愿追梦人出现，虽然总有一些知识分子宣扬着梦和理想主义的可贵，虽然西风和梦的价值感动着每一个有良心的人。但现实是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不是诞生追梦人的土壤。一代又一代年轻人被教化，被遗弃，被逼无奈，被迫接受，被迫扭曲，接着在扭曲中变成自愿和重复着民族历史的悲剧，虽然每次悲剧后都有一个大发展时期就像现在。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从这个酱缸中爬出。难！难！难！
梦绝对不是别人给你的，而是你自己自觉地。陆涛说，好吧我们接受你们的梦！而这样的结果只有悲剧。这个国家的年轻人的教育、工作、婚姻无不是在别人的梦下逼迫而后接受渐渐泯灭自我下发展的，结果只能是在酱缸里骄傲着或无奈着。在这里的人最大意义就是体会到接受的价值或让后代成为这个社会统治者的一部分更容易些。那里没有真挚的爱和健全的人性，那里也没有创造未来的智慧，2000多年的历史的证明为何不让他的后人醒悟？这让我想起了一句国民党的口号：万恶某匪！中国历史上不缺少乞丐和奴隶也不缺少富裕和看似什么都懂的聪明人，少的是追梦的人。
去承担我们这个时代给与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梦吧！那是有价值的，是艰难的，是荡澈心灵的，最后用《亚利桑那之梦》里的一段话结束这篇文章：父亲说，工作就像帽子，带着它就有荣耀，即使没有穿裤子。我想即使他们辛勤的劳作一辈子，也就像什么也没做。某某和某某的结合就像两个相互需要的肉体。我想我即使感知不到会飞的鱼，也不会那样生活。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从出生到死亡不过几十载，但他们却都隐隐感到在内心深处在追寻着什么。那个渴望时而模糊时而隐现却总让你可望而不可及。可他们在死亡之前却不会感到遗憾，因为他们其实有了答案，不管它是否是真实的，是否是对更广泛的人更有意义的，是否找到或者是否现实里实现，那就是追寻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最大的生命意义。他们的人生留给后人的是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故事、真实的情感、撼动人心的历程，是伟大的精神经验、感情经验、生命体验。他们拓展着人类的精神世界、拓展着人类的视野、拓展着人的意义。他们就是坚持不懈的追梦人。活在这个世界的人，有人生于苦难，有人比较幸运；有人一生为谋生或在自我救赎中度过，有人为孩子的更好未来而奋斗，有人为了救赎他人惩治恶而努力，有人为拓展自我和人类的知识而努力；有人死去，有人降生，有人痛苦，有人幸福，有人挣扎，有人放弃，有人逃避，有人自欺欺人，有人迷茫，有人坚定，有人怨恨，有人宽容，有人卑鄙，有人高尚。。。。。。人啊，本身就是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何人要存在？而我们往往感叹我们的人生仿佛有许多已经注定了的命运，是啊！当人们回望过去，许多人的人生是注定如此即使看似他一直在努力奋斗着，而那些努力或不努力其实也是必然。偶然的是你身处哪个环境里，偶然的是你会否救赎自我启迪自己的心灵形成独立的人格成为我们中那一群追梦的人，偶然的是追梦人有没有运气把梦变为现实或者这些梦可以改变必然的历史或者多数人必然的人生。时间不停的向前，一代又一代人存在又消亡，生命在进化，人在觉醒，越来越多的人有可能成为追梦人。因为这种精神在传播在被年轻人接受，因为越来越多的社会渴望这些人出现，因为理想主义是必须的是迫切的也是最务实的需要。
梦是什么？梦也是对己偶然对外必然的。具体而言老天爷造了你，你比较幸运的自觉于己，你发现你自己渴望的世界，那就是你自己的梦。而你又是社会肌体的一部分，你自觉于社会，而去建立理想的社会就是你必须承担的梦。前者是因人而异，后者是责任。而这个世界实际上可以按社会的梦的种类分为三个世界。第一世界，它们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制度，它们已经处于后工业化时代很久，他们最急切的梦是拓展人类的精神与物质疆界，解决人类新遇到的问题比如环境与能源比如新的社会关系背后的人类经验，思考人的更广泛意义的问题等等。他们的年轻人在做这些梦，当然他们也有新的问题让他们去自我救赎。
第二世界，处于工业化中的国家比如中国，其实绝大多数发展国家都处于这个阶段，这里没有完善的社会制度，工业化或者其他经济发展处于快速上升阶段。这里的梦多数是关于公平与公正的，是关于一个有保障的社会制度的，是关于尊严的。这里的人民用了一代人的时间用血汗换来社会整体生产力的提高，也就是这里的生产可以保障人们的温饱，那么人性独立精神与人的发展必然要求这些梦去实现。就像第一世界的先辈走过的一样，当美国上世纪处的血汗工厂里的人们和其外的人们做着这个梦并不懈的把它变为现实时，我们的贫二代和农民工二代不也处于这个阶段吗？可洋人的争权手段，这里不给予，因为这里的人觉得解决工业化带来的问题，这里的人更他妈聪明（我很生气），有自己的一套。而且你连做梦都是不对的，接着便是一串义正言辞的教化直言来教化你，如果不行，那就污名化你。更可怕的是，这里的年轻人越是接受更好的教育越是脱离这个梦。去做什么其他的梦，其实都是对这个国家这个时代不负责任和有负罪感的。（因为资源被这些人占据却没有推动这个社会最需要的进步，反而站在对立面。）可这里的统治者们不知道人的进步是自觉的进步吗？人不自我救靠你的施舍，没有人会相信施舍者会拥有纯洁完美的道德，也没人会相信被施舍的人会真正进步。事实也证明了，施舍者的堕落与自欺欺人，被施舍者的裹足不前。因为只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判断独立的实践才有真正的进步，而人们只有在相互的救赎里才会寻找到真善美。这让我们只能去怀疑那些统治者和既得利益者的自私与迷思，或者他们的灵魂已经扭曲，这是我对体制内渐变的悲观源泉。你知道这个国家的既得利益者们连“穷人该死”，“社会垃圾”，“工业化和社会转型代价必须要付出”，“社会就是这样，你自己必须适应即使那意味着龌龊和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因为就是强者说了算，而不是真理说了算。。。”都可以接受，连民主和人权本身都开始不以为然，还谈什么尊重知识，尊重创造。社会堕落到连学术都可以作假连真理都可玩弄，去看看所谓接受过精英教育的人的精神世界吧：幼稚化，傲慢的自恋化，伪装的物质主义和泛娱乐化。你不尊重真理，真理会用血一般的教训你或者你的后代。悲剧是这些人最终的命运，只是等待的时间长短。当然谁也不愿中国历史上一再反复的悲剧重演，可通向未来的钥匙不在他们手上而在每一个被压迫者手里，就像引领美国民权的领袖和改造大众灵魂的人很少是常青藤联盟毕业的。启蒙和争取社会共识，社会运动和提高劳动者生产力是变革的手段，而且人权运动的中国经验是在探索中形成的，普世价值可以被承认，具体情形需要每一个追梦人去实践。
第三世界，处于农业社会的国家和地区。我想这样不受工业化影响的地区和人已经很少了。
我们的社会现实不主张做梦，也不愿追梦人出现，虽然总有一些知识分子宣扬着梦和理想主义的可贵，虽然西风和梦的价值感动着每一个有良心的人。但现实是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不是诞生追梦人的土壤。一代又一代年轻人被教化，被遗弃，被逼无奈，被迫接受，被迫扭曲，接着在扭曲中变成自愿和重复着民族历史的悲剧，虽然每次悲剧后都有一个大发展时期就像现在。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从这个酱缸中爬出。难！难！难！
梦绝对不是别人给你的，而是你自己自觉地。陆涛说，好吧我们接受你们的梦！而这样的结果只有悲剧。这个国家的年轻人的教育、工作、婚姻无不是在别人的梦下逼迫而后接受渐渐泯灭自我下发展的，结果只能是在酱缸里骄傲着或无奈着。在这里的人最大意义就是体会到接受的价值或让后代成为这个社会统治者的一部分更容易些。那里没有真挚的爱和健全的人性，那里也没有创造未来的智慧，2000多年的历史的证明为何不让他的后人醒悟？这让我想起了一句国民党的口号：万恶某匪！中国历史上不缺少乞丐和奴隶也不缺少富裕和看似什么都懂的聪明人，少的是追梦的人。
去承担我们这个时代给与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梦吧！那是有价值的，是艰难的，是荡澈心灵的，最后用《亚利桑那之梦》里的一段话结束这篇文章：父亲说，工作就像帽子，带着它就有荣耀，即使没有穿裤子。我想即使他们辛勤的劳作一辈子，也就像什么也没做。某某和某某的结合就像两个相互需要的肉体。我想我即使感知不到会飞的鱼，也不会那样生活。
白色恐怖与黄色恐怖
一、历史上的“白色恐怖”与其总结
1830年代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期间，为整肃异己，皇室采取严酷手段镇压。由于王室旗帜为白百合，此时的恐怖统治，遂以“白色恐怖”名之。1871年3月28日，身为“工人阶级实质上政府”的“巴黎公社”正式成立，而政府军在普鲁士军队的帮助下，对公社成员发动攻击。公社成员也群起反抗。因为一时找不到代表公社的旗帜，公社里的一名女工从自己身上的红裙，撕下一块红布，作为公社的标志。从此以后，革命者特别是共产主义者便把红色代表为一切进步热情、反抗不义的阶级解放之符号。与此相对，代表反动、保守的势力，便是‘白色’，而由其发动的一切恐怖镇压行动，就是所谓“白色恐怖”。在1917年后的俄国内战中，反共的俄国“白军”与布尔什维克的“红军”相对。布尔什维克为了丑化对手，使用“白色恐怖”一词来形容白军的残暴。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以“清党”为由发动四一二政变直至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败退台湾为止的这段由中国国民党执政的时间被中国共产党以及现今中国主流媒体称为“白色恐怖”时期。因为期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巩固自身地位，对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主张民主的人士进行政治迫害。1949年5月19日，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发布戒严令，同年6月蒋介石溃退到台湾。该戒严令则维持到1987年7月15日为止，总共长达38年。戒严期间，立法院为了防止中国共产党在台湾扩散并巩固当权者统治地位，通过了《惩治叛乱条例》以及《动员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扩充了解释犯罪的构成要件，纵容情治单位介入所有人民的政治活动。国家公权力在长期戒严中受到滥用，人民的基本权利完全失去保障。后来台湾民主化后，台湾人民都认为这段历史是国民党在台湾的“白色恐怖”统治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参议员麦卡锡发动一场清除美国国内共产主义者的运动，称为“麦卡锡主义”。期间，很多著名艺术家作家等因为言论上对共产主义的同情等等被反共势力批判和迫害。至1954年在国内民权运动的压力下结束。这段历史也是美国的“白色恐怖”时期。这些是历史上有名的或者是发生在我们这个国家的“白色恐怖”时期。
另外我们知道在苏联建立以后的北欧的反共“白色恐怖”。在二战结束后的东欧、德国、南美，“白色恐怖”在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发展中国家遍地开花。直到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地的“白色恐怖”才在世界各地逐渐消失或者说没有那么明显，反而民族宗教极端主义的袭击代替了“白色恐怖”成了对社会认识和利益分歧的主要冲突手段。
“白色恐怖”是指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者的统治及其统治的意识形态而采取违反基本人权的方法如迫害、威胁、暗杀等乱用公权力主要是武力（往往这些统治者的公权力的合法性就有问题，所以法律和其他制约公权力的手段的解释权也是统治者控制。）对待不满统治及其统治意识形态的人。（往往这些人就是广大的人民和无辜者。）“白色恐怖”是近现代人类社会不成熟的社会调节机制，是封建等级统治的残余。明显的表现为强者对不满的弱者采取暴力已让其屈服，只是碍于文明制度的共识而越来越采取较隐蔽的手段。我们人类社会现在的共识是，人人都是必须得到基本人权的，政府必须保障基本人权的，人们对于一切的不满只要是不伤害其他人的基本人权都是可以存在、表达和采取行动的。人们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智力的较量与妥协，尊重人权是一切社会对立者都应遵守的共识。而现实中在一些国家，这还很遥远，强者对弱者的剥削、压迫与对其反抗的镇压仍然广泛存在，只是由于现在处于民权运动的低潮期没有明显的表现。
介绍“白色恐怖”是为了通过比较引申出另一个概念：“黄色恐怖”。
二、换个角度认识中国的文明史
近代考古在中原地区发现的裴李岗文化、贾湖文化等，证明中国这片土地上7000年前至10000年前已经进入以原始农业、畜禽饲养业和手工业生产为主的原始氏族社会。我认同地理环境对一个文明特质形成的重要性。北边的风把沙与尘土吹到了现在的黄河流域，那里的土地适宜农业生产，所以就发展出了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的一个特征是依赖天时依赖土地依赖父辈对后代的经验传授，所以人们敬畏天地人们希望稳定人们务实农作人们尊重长辈。到了春秋战国之时，思想进步，人文理性精神勃发，上古嬗变而来之宗教观念革新。“民，神之主也，是以圣人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神为人创，民为神主，则前对天的神秘宗教观念渐消。上古“上帝”之概念渐由自然之“天”取代，天为道德民意之化身。于是“敬天祭祖”成了中华文明对待自然和对待社会的基本态度，内涵就是希望稳定希望务实延续后代。于是产生了老庄的道家学说对待自然的态度，于是产生了孔孟之道对于社会伦理的见解。虽然老子、孔子、庄子、孟子等等先贤们可能未必认识到他们的思想是农业经济条件下大陆文明的必然而且他们的思想也有超越那个时代的永恒的东西，但大陆文明农业经济对他们对宇宙、自己和社会的认识起到决定作用。老庄们谈出了一幅田园风景画希望人们尊重自然适应自然规律，这是农业生产经验导致的必然。孔孟谈出了家国祖先崇拜重农轻商的社会关系，这是农业生产对社会稳定经验传递的要求。所以以后的统治者选择儒家学说为社会关系的主导意识形态也是农业社会必然的选择，人民对自然的态度、发展中国科学技术的思想、中医思想选择老庄（易经是百家之源尤为道家，中国的科学态度即是老庄态度。）也是农业生产经验的必然。
人是发展的如同这个不断变化的宇宙。孔子们渴望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人们安安分分各尽其职就在这个农业文明中安安稳稳的存在吧。可农业社会带来的进步使人人自觉了自私。为何你可以成为王者我必须成为下人，对欲望对名利的追寻是人自觉的进步，可这会带来不稳定，也不利于农业生产。于是统治者和他们的御用知识分子们(古称为士）就不断的把各种社会经验用儒家和道家解释，或者发展儒家和道家以适应不断出现的社会经验和现象。比如对待游牧民族对农业文明的威胁和矛盾的态度（发展出大汉族主义），比如对一个又一个王朝交替的解释等等。目的还是为了稳定社会为了农业生产。统治者不断地教化社会里的其他阶层（士农工商），那些“儒”与“道”早已不是孔子的和老庄的，变为了统治的精神鸦片，让人们心甘情愿的服从统治和这种生存状态，稳定而务实。于是孔子的伦理道德变成了人情关系变成了言语统治变成了祖宗家法变成了对人性的压抑对女性的迫害，老庄的思想变成了愚昧和宗教变成了消极与顺天应命。只要统治者觉得等级的社会体系受到威胁，他就会不断的改造这些精神鸦片，让人民觉得这是必然而心悦诚服的接受、忍耐甚至自责。可人是发展的，从宏观上有代际矛盾微观上有自我拓展后的自觉。这两个会要求年轻人去反抗传统去探索更广阔的世界形成新的观念。但在农业文明里，为了稳定，对待年轻人的教化是最为严厉的，不鼓励创新只鼓励尊重权威，所以造神。并且以世界上最复杂的人事关系让你没有独立的思考空间，加之你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只能依附于家族与土地没有迁徙或者探索的可能，年轻人只能是前辈的复制品。可人性发展不在拓展中进步就在堕落中灭亡。所以随着农业文明日益成熟，人口激增而这种生产力和关系对人口规模是有限制，加之统治者在每个王朝的末期都会因为自己的堕落、外族的压力等等导火线，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次人口大消亡的动乱期。而每个动乱期的进步是，融合了外族的生产经验调整了社会关系中不适应农业生产的一些东西，消减了人口，另立的新王励精图治。所以中国王朝周期律永远是繁荣、半死不活、动荡不安接着改朝换代再重复。可只要基本的经济模式还是农业社会，这种意识形态下的社会制度和对待宇宙的态度就不会改变只会更扭曲。更不用说，当这个文明延续千年后遗传于基因里的对它的崇拜惯性，即我们的民族性，让他的子孙无论在再大的动乱后还是会建立正统，即使是外族或游牧民族。
这种文明没有人们说的那么伟大，也没有人们说的那么不伟大，它是人类文明的一支。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一样，是必然。在中世纪是先进的人性启蒙和自觉对于其他文明来说，所以有西方人在一段时期以来一直迷恋这个东方文明，迷恋这个高度发达（相比他们）的社会制度，认为这是完美的。（确实在王朝前半段社会是如此稳定和谐）这也加重了这个民族的自恋情结和思维惯性。对于任何大陆农业文明来说，过去的荣耀反而是他们无法真正进入现代文明的羁绊。
当西方在500年前走出中世纪的阴霾，文艺复兴、科学理性战胜宗教愚昧后，人的自觉与对宇宙的拓展立刻让他们创造出了现代文明的基础，虽然可能他们也利用了人类一切在此之前的文明经验。1840年，一个更先进的文明用武力教训了这个又处于王朝末期的国家。（如果我们处于王朝开始，也许像日本的现代化历程，我认为。）王朝的统治者和人民们还是处于自我吹嘘的幻景中，不以为然。接连的失败屈从，让社会精英感到时代变了，这不会像历史上的外族侵略了，这群人比他们更自觉，你无法同化他们，反而你要去理解他们的文明甚至被他们同化。这怎么可以，堂堂天朝如何放弃自负与等级观念。于是王朝里的大臣们自以为是的认为，这次只不过是遇到的新鲜事物太多了，同化需要一段时间，既然他们精于技巧那我们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吧，于是洋务运动开始。可这种意识形态及其制度对生产力的制约加之洋人自身处于原始资本主义殖民主义阶段只会索取，这个文明无法与西方文明较量。只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半死不活的人间地狱。既要成为西方原料和劳力的供给地又要靠着传统维持着基本的生存，统治者则得靠着洋人的支持让他们维持着地面。西方在进步，中国的精英在与西方的接触中一直寻求着自强的道路。人们都认为这是个腐朽的制度，我们应该学西方，可一直以来我们都只是在“学习”而没有把我们自己也投入到人类发展的历程中去看。于是各种主义的斗争成了这里的精英的主题，而不是遵循人类发展规律启蒙人民。可以理解的是当时的处境和不独立的国家都使得人们变得很浮躁，浮躁的忘记了循序渐进，只能先排除异己在争取独立而后循序渐进。孙中山给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他推翻了一个王朝的形式。可他的国家生逢乱世，西方文明的进步代价把这东方文明推向了更加动荡，而进步却很微弱。精英们逐渐看到要想实现理想必须国家统一必须安定团结，可帝国主义和自私的主义之争加之可恶的小日本让中国之进步举步维艰。长达100多年的停滞甚至整体上倒退，人民根本无法进步甚至连以往汉唐风采都没有了，变成东亚病夫，变得没有教化，愚昧无知。而且农业文明的精神鸦片还是大众的精神依托，人民在这段时间自己同化着新的现象构建了我称为“后农业文明的精神体系”。这种体系的根是自大与自卑的民族情绪与国家情绪；还是以儒家体系为社会关系体系，只是台面上是西方的国家制度、社会关系，我们糊弄洋人同时糊弄自己，潜规则其实早已流行；还是以道家态度对待自然和物质，只是上升到很高的高度，西方的科学和技术甚至是生活方式我们全盘接受，只是我们把产生这些的社会意识与这些剥离开来，成了新八股。因为本来科学技术和生活方式都是别人强加的，不这样生活那样生活也是一样，都是依附于人的关系而不是独立产生的。这是个怪胎，是把旧的思想体系变种的套在新的经济基础上，也就是工业文明的带着个农业文明的帽子。这种变种的有两个特征一个是民族自大，一个是离不开学习西方而自我发展。二战结束，外部的洋人在总结经验，总结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经验。这里的精英们却自私的为了那些本就不存在的主义争得你死我活，共产党赢得了政权，一方面统一了国家一方面顺应了人民渴望安定发展的愿望。取得政权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的精英们不了解人民的变化多了几分统治者的傲慢，而共产党了解人民，这几百年的屈辱和王朝的衰落总要找个替罪羊，不幸国民党是替罪羊。赢民心者得天下，其实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共产主义的中国化——其实就是“后农业文明的精神体系”被老毛把握了。于是老毛希望这个民族和国家现代化用毛主义。
中国的精英本可以在一个统一独立的国家一步一步的改造我们民族性即我说的“后农业文明精神体系”，启蒙人民拓展人性，同时利用后发优势学习西方物质的生产力，保障人民的生存安定。可精英们本身却成了“后农业文明精神体系”的俘虏。任何主义都只是“马甲”，任何精英都只是变种的统治阶级。他们和以往的统治者一样在励精图治之后又回到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斗阵里去了。文革就是检验我说的理论的最好验证。人们都在迷思，中国到底怎么了？我说了，这个变种的农业文明灵魂一离不开西方的科学技术来发展这里的工业经济，一是自大的民族主义。所以我们建国励精图治搞工业搞现代化离不开苏联，又因为老毛的民族主义迷思与这个国家闹僵，经济搞不下去，习惯性的王朝动乱就开始了，所以文革吗。只不过那时我们处在政治强人的时代而没有崩盘，于是又习惯性调整。我们转向美国，利用冷战。又为了迎合民众思定和希望发展和物质现代化的心（这是变种的思稳目标，以往的农业文明当然希望农业生产，现在的工业经济农业文明精神体系则只有物质现代化和科学技术）我们把马甲换成市场经济，把目标换成富裕，把制度改改，其他一切不变。中国模式就这样诞生了，在大举模仿学习和靠等级的威权努力下，我们快速的成长物质。在这期间这个模式遇到两个问题，一个是89年年轻人的叛逆，一个是社会建设的完全失败。前者，先用了棒子再用了胡萝卜（这和以往还是一样，不听话打一打，再用教化把他们拉入这个迷思中，关键是用经济利益好的生活换取反抗的消失。这和以前一样，给你找个老婆成家立业你就不闹了吗。）第二问题则是死结。这个扭曲的制度下，等级和利益目标是背后的标准，统治者不会动真格发展人民只是说说，因为态度决定一切，他是个统治者的核怎可能让人民平等自觉拥有权力，所以弱肉强食。人民内部也是等级利益目标，他们也是这个变种文明的忠实拥趸，所以弱肉弱食。所以社会的经济分配只会越来越不公，这个国家在整体上其实不是经济决定意识，而是意识决定经济，所以民族性不改造，社会一定会这样扭曲下去。不能再让物质进步靠学习模仿，制度完善只是糊弄外国人自己还是潜规则，精神与制度与经济发展脱节了。可能有些精英看到了，所以说要加强社会建设，要转型经济发展，要鼓励创新。这些东西一提出来我就知道是假的，有时惯用的统治手段，所谓苦命所苦。可不开放思想开放言论鼓励自我救赎不放权与民（这是跳出迷思的关键和突破口，而且即使你现在就开始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离我们这个民族真正改造民族性形成现代工业文明的精神体系，那不是西方文明体系，因为我们的文明中有永恒的精华可以帮助我们的现代化继续发展的更广阔，比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态度，还有很长很长一段路要走，而且崎岖。看看台湾的道路，何其难也！不过几次选举之后，对于民族劣根性的认识、对社会保障的认同、对公民权利圣神不可侵犯的认同、对独立人格的尊重逐渐在台湾成为社会共识。这说明做符合规律的事情就一定会有好结果。同样是中国人，台湾可以，香港也在加入，其实我们也可以。），还是民族自大的情绪，还是迷思于大汉族主义，结果只有两个。其一这个精神体系制约经济发展，不得不依附于外国，而洋人危机要求你多付保护费，你民族主义高涨，于是于外战争；其二，经济不平衡发展威胁人民生存，统治阶层荒淫无道，在一些因素做导火索下，王朝周期律重演。
三、“黄色恐怖”及悲观情绪
“黄祸”是殖民主义时期美国和欧洲殖民主义国家煽动对亚洲民族，尤其是对中国的偏见的一个用语。最早使用“黄祸”这个名词的是马修·菲利普·希尔，他在1898年发表了一系列短篇小说，后来这些小说被编在一起，以《黄祸》之名出版。在这些小说中他强烈地表达了他对中国的反感，因此而成名。1980年代日本的经济有超过美国经济的可能性时“黄祸”这个词又在美国复苏。西方文化历史上始终有类似的受威胁的感觉和类似的口号，继“黄祸”和“土耳其包围维也纳”后最近塞缪尔·P·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来描写“伊斯兰-儒家联盟威胁所有西方哲学”的理论。
我的这个概念“黄色恐怖”不是带有偏见的种族主义概念，也不是文明冲突的悲观论者的概念。这是一个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以黄色代表土地农业文明的人们长期以来受一种无形的精神控制而无法自觉的这种文明无形压迫的形容。
相比文章开头论述的“白色恐怖”，和接下来论述的中国文明史，我们看到一直以来，我们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没有好好的反省过我们的农业文明精神体系如何现代化，也没有在社会上形成共识和有所行动。各种因素让我们只是看到眼前低着头向前走，永远在迷思中，可我们却自认为看清了一切，却总也解决不了问题。扭曲的剥离的精神世界无形的压迫者自由和自觉，这和“白色恐怖”一样，只不过后者是有形的对抗，前者是灭于无形之中，也就是连反对的声音也不会出现，所谓寂静无声。反而反对者成了众矢之的。比如1989，好不容易的反对声音在传统回归的方式下下一代80后，完全沦为为了精神努力，交换的礼物就是物质上幸福的生活。看到这几千年一而贯之的统治者教化与被教化形成的民族性对现代化的阻挠，你不得不感叹这个文明的骨子里的生命力和保守，甚至恐怖。所以我给种文明现象起了个“黄色恐怖”的名字。
本来结尾我想乐观一点，可现实是我悲观，我看不到这种恐怖有结束的一天，虽然我是人类进步论者。原因有如下几条：其一，人的自由首先是经济自由。看似个体经济自由，实则在这个国家你的经济物质回报是何当作了灵魂交换还来的；其二，人的自由还要仰仗信息自由。本来结尾我想乐观的原因是网络的出现和普及使得信息自由可能，但随着中国局域网和可见的对网络污名化和继续严管，我不认为这种自由会有更大的作为；其三，西方民主推销员的虚伪。在西方国家的国内，制度保障民权制约权与资本，而在国际，他们是伪善者，他们只有大公司的利益。所以美国89年后假惺惺的制裁中国，几年后就和中国特权阶层打成一片
，现在中国成了美国最大的债主。利用一个代言人剥削本地人民和当地资源是他们的伎俩。只不过这个国家的统治阶层有自负心理，你不能用硬的，否则他会带着人民和你同归于尽，你的来软的，这样他既糊弄人民糊弄自己又能满足你的需要。这和亲美亲西方的政府代理人即使换了个民主马甲也没有什么不同，这是中国特设嘛。反而是那些有了民主形式的国家的人民觉醒后利用选举把代表穷人利益的人选上台为国为民进步是正道。其四，长期受这种精神鸦片的教化而深入骨髓的对这种教化的崇拜、顽固的坚守、遇到不公忍耐或期待贤臣明君出现的人民，其实这是最大的悲剧。
我的生活经验告诉我要有耐心，要有耐心。所以我会有耐心去继续思考和观察，哪怕看到一丝光明，我也会让“黄色恐怖”结束！
1830年代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期间，为整肃异己，皇室采取严酷手段镇压。由于王室旗帜为白百合，此时的恐怖统治，遂以“白色恐怖”名之。1871年3月28日，身为“工人阶级实质上政府”的“巴黎公社”正式成立，而政府军在普鲁士军队的帮助下，对公社成员发动攻击。公社成员也群起反抗。因为一时找不到代表公社的旗帜，公社里的一名女工从自己身上的红裙，撕下一块红布，作为公社的标志。从此以后，革命者特别是共产主义者便把红色代表为一切进步热情、反抗不义的阶级解放之符号。与此相对，代表反动、保守的势力，便是‘白色’，而由其发动的一切恐怖镇压行动，就是所谓“白色恐怖”。在1917年后的俄国内战中，反共的俄国“白军”与布尔什维克的“红军”相对。布尔什维克为了丑化对手，使用“白色恐怖”一词来形容白军的残暴。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以“清党”为由发动四一二政变直至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败退台湾为止的这段由中国国民党执政的时间被中国共产党以及现今中国主流媒体称为“白色恐怖”时期。因为期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巩固自身地位，对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主张民主的人士进行政治迫害。1949年5月19日，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发布戒严令，同年6月蒋介石溃退到台湾。该戒严令则维持到1987年7月15日为止，总共长达38年。戒严期间，立法院为了防止中国共产党在台湾扩散并巩固当权者统治地位，通过了《惩治叛乱条例》以及《动员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扩充了解释犯罪的构成要件，纵容情治单位介入所有人民的政治活动。国家公权力在长期戒严中受到滥用，人民的基本权利完全失去保障。后来台湾民主化后，台湾人民都认为这段历史是国民党在台湾的“白色恐怖”统治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参议员麦卡锡发动一场清除美国国内共产主义者的运动，称为“麦卡锡主义”。期间，很多著名艺术家作家等因为言论上对共产主义的同情等等被反共势力批判和迫害。至1954年在国内民权运动的压力下结束。这段历史也是美国的“白色恐怖”时期。这些是历史上有名的或者是发生在我们这个国家的“白色恐怖”时期。
另外我们知道在苏联建立以后的北欧的反共“白色恐怖”。在二战结束后的东欧、德国、南美，“白色恐怖”在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发展中国家遍地开花。直到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地的“白色恐怖”才在世界各地逐渐消失或者说没有那么明显，反而民族宗教极端主义的袭击代替了“白色恐怖”成了对社会认识和利益分歧的主要冲突手段。
“白色恐怖”是指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者的统治及其统治的意识形态而采取违反基本人权的方法如迫害、威胁、暗杀等乱用公权力主要是武力（往往这些统治者的公权力的合法性就有问题，所以法律和其他制约公权力的手段的解释权也是统治者控制。）对待不满统治及其统治意识形态的人。（往往这些人就是广大的人民和无辜者。）“白色恐怖”是近现代人类社会不成熟的社会调节机制，是封建等级统治的残余。明显的表现为强者对不满的弱者采取暴力已让其屈服，只是碍于文明制度的共识而越来越采取较隐蔽的手段。我们人类社会现在的共识是，人人都是必须得到基本人权的，政府必须保障基本人权的，人们对于一切的不满只要是不伤害其他人的基本人权都是可以存在、表达和采取行动的。人们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智力的较量与妥协，尊重人权是一切社会对立者都应遵守的共识。而现实中在一些国家，这还很遥远，强者对弱者的剥削、压迫与对其反抗的镇压仍然广泛存在，只是由于现在处于民权运动的低潮期没有明显的表现。
介绍“白色恐怖”是为了通过比较引申出另一个概念：“黄色恐怖”。
二、换个角度认识中国的文明史
近代考古在中原地区发现的裴李岗文化、贾湖文化等，证明中国这片土地上7000年前至10000年前已经进入以原始农业、畜禽饲养业和手工业生产为主的原始氏族社会。我认同地理环境对一个文明特质形成的重要性。北边的风把沙与尘土吹到了现在的黄河流域，那里的土地适宜农业生产，所以就发展出了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的一个特征是依赖天时依赖土地依赖父辈对后代的经验传授，所以人们敬畏天地人们希望稳定人们务实农作人们尊重长辈。到了春秋战国之时，思想进步，人文理性精神勃发，上古嬗变而来之宗教观念革新。“民，神之主也，是以圣人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神为人创，民为神主，则前对天的神秘宗教观念渐消。上古“上帝”之概念渐由自然之“天”取代，天为道德民意之化身。于是“敬天祭祖”成了中华文明对待自然和对待社会的基本态度，内涵就是希望稳定希望务实延续后代。于是产生了老庄的道家学说对待自然的态度，于是产生了孔孟之道对于社会伦理的见解。虽然老子、孔子、庄子、孟子等等先贤们可能未必认识到他们的思想是农业经济条件下大陆文明的必然而且他们的思想也有超越那个时代的永恒的东西，但大陆文明农业经济对他们对宇宙、自己和社会的认识起到决定作用。老庄们谈出了一幅田园风景画希望人们尊重自然适应自然规律，这是农业生产经验导致的必然。孔孟谈出了家国祖先崇拜重农轻商的社会关系，这是农业生产对社会稳定经验传递的要求。所以以后的统治者选择儒家学说为社会关系的主导意识形态也是农业社会必然的选择，人民对自然的态度、发展中国科学技术的思想、中医思想选择老庄（易经是百家之源尤为道家，中国的科学态度即是老庄态度。）也是农业生产经验的必然。
人是发展的如同这个不断变化的宇宙。孔子们渴望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人们安安分分各尽其职就在这个农业文明中安安稳稳的存在吧。可农业社会带来的进步使人人自觉了自私。为何你可以成为王者我必须成为下人，对欲望对名利的追寻是人自觉的进步，可这会带来不稳定，也不利于农业生产。于是统治者和他们的御用知识分子们(古称为士）就不断的把各种社会经验用儒家和道家解释，或者发展儒家和道家以适应不断出现的社会经验和现象。比如对待游牧民族对农业文明的威胁和矛盾的态度（发展出大汉族主义），比如对一个又一个王朝交替的解释等等。目的还是为了稳定社会为了农业生产。统治者不断地教化社会里的其他阶层（士农工商），那些“儒”与“道”早已不是孔子的和老庄的，变为了统治的精神鸦片，让人们心甘情愿的服从统治和这种生存状态，稳定而务实。于是孔子的伦理道德变成了人情关系变成了言语统治变成了祖宗家法变成了对人性的压抑对女性的迫害，老庄的思想变成了愚昧和宗教变成了消极与顺天应命。只要统治者觉得等级的社会体系受到威胁，他就会不断的改造这些精神鸦片，让人民觉得这是必然而心悦诚服的接受、忍耐甚至自责。可人是发展的，从宏观上有代际矛盾微观上有自我拓展后的自觉。这两个会要求年轻人去反抗传统去探索更广阔的世界形成新的观念。但在农业文明里，为了稳定，对待年轻人的教化是最为严厉的，不鼓励创新只鼓励尊重权威，所以造神。并且以世界上最复杂的人事关系让你没有独立的思考空间，加之你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只能依附于家族与土地没有迁徙或者探索的可能，年轻人只能是前辈的复制品。可人性发展不在拓展中进步就在堕落中灭亡。所以随着农业文明日益成熟，人口激增而这种生产力和关系对人口规模是有限制，加之统治者在每个王朝的末期都会因为自己的堕落、外族的压力等等导火线，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次人口大消亡的动乱期。而每个动乱期的进步是，融合了外族的生产经验调整了社会关系中不适应农业生产的一些东西，消减了人口，另立的新王励精图治。所以中国王朝周期律永远是繁荣、半死不活、动荡不安接着改朝换代再重复。可只要基本的经济模式还是农业社会，这种意识形态下的社会制度和对待宇宙的态度就不会改变只会更扭曲。更不用说，当这个文明延续千年后遗传于基因里的对它的崇拜惯性，即我们的民族性，让他的子孙无论在再大的动乱后还是会建立正统，即使是外族或游牧民族。
这种文明没有人们说的那么伟大，也没有人们说的那么不伟大，它是人类文明的一支。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一样，是必然。在中世纪是先进的人性启蒙和自觉对于其他文明来说，所以有西方人在一段时期以来一直迷恋这个东方文明，迷恋这个高度发达（相比他们）的社会制度，认为这是完美的。（确实在王朝前半段社会是如此稳定和谐）这也加重了这个民族的自恋情结和思维惯性。对于任何大陆农业文明来说，过去的荣耀反而是他们无法真正进入现代文明的羁绊。
当西方在500年前走出中世纪的阴霾，文艺复兴、科学理性战胜宗教愚昧后，人的自觉与对宇宙的拓展立刻让他们创造出了现代文明的基础，虽然可能他们也利用了人类一切在此之前的文明经验。1840年，一个更先进的文明用武力教训了这个又处于王朝末期的国家。（如果我们处于王朝开始，也许像日本的现代化历程，我认为。）王朝的统治者和人民们还是处于自我吹嘘的幻景中，不以为然。接连的失败屈从，让社会精英感到时代变了，这不会像历史上的外族侵略了，这群人比他们更自觉，你无法同化他们，反而你要去理解他们的文明甚至被他们同化。这怎么可以，堂堂天朝如何放弃自负与等级观念。于是王朝里的大臣们自以为是的认为，这次只不过是遇到的新鲜事物太多了，同化需要一段时间，既然他们精于技巧那我们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吧，于是洋务运动开始。可这种意识形态及其制度对生产力的制约加之洋人自身处于原始资本主义殖民主义阶段只会索取，这个文明无法与西方文明较量。只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半死不活的人间地狱。既要成为西方原料和劳力的供给地又要靠着传统维持着基本的生存，统治者则得靠着洋人的支持让他们维持着地面。西方在进步，中国的精英在与西方的接触中一直寻求着自强的道路。人们都认为这是个腐朽的制度，我们应该学西方，可一直以来我们都只是在“学习”而没有把我们自己也投入到人类发展的历程中去看。于是各种主义的斗争成了这里的精英的主题，而不是遵循人类发展规律启蒙人民。可以理解的是当时的处境和不独立的国家都使得人们变得很浮躁，浮躁的忘记了循序渐进，只能先排除异己在争取独立而后循序渐进。孙中山给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他推翻了一个王朝的形式。可他的国家生逢乱世，西方文明的进步代价把这东方文明推向了更加动荡，而进步却很微弱。精英们逐渐看到要想实现理想必须国家统一必须安定团结，可帝国主义和自私的主义之争加之可恶的小日本让中国之进步举步维艰。长达100多年的停滞甚至整体上倒退，人民根本无法进步甚至连以往汉唐风采都没有了，变成东亚病夫，变得没有教化，愚昧无知。而且农业文明的精神鸦片还是大众的精神依托，人民在这段时间自己同化着新的现象构建了我称为“后农业文明的精神体系”。这种体系的根是自大与自卑的民族情绪与国家情绪；还是以儒家体系为社会关系体系，只是台面上是西方的国家制度、社会关系，我们糊弄洋人同时糊弄自己，潜规则其实早已流行；还是以道家态度对待自然和物质，只是上升到很高的高度，西方的科学和技术甚至是生活方式我们全盘接受，只是我们把产生这些的社会意识与这些剥离开来，成了新八股。因为本来科学技术和生活方式都是别人强加的，不这样生活那样生活也是一样，都是依附于人的关系而不是独立产生的。这是个怪胎，是把旧的思想体系变种的套在新的经济基础上，也就是工业文明的带着个农业文明的帽子。这种变种的有两个特征一个是民族自大，一个是离不开学习西方而自我发展。二战结束，外部的洋人在总结经验，总结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经验。这里的精英们却自私的为了那些本就不存在的主义争得你死我活，共产党赢得了政权，一方面统一了国家一方面顺应了人民渴望安定发展的愿望。取得政权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的精英们不了解人民的变化多了几分统治者的傲慢，而共产党了解人民，这几百年的屈辱和王朝的衰落总要找个替罪羊，不幸国民党是替罪羊。赢民心者得天下，其实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共产主义的中国化——其实就是“后农业文明的精神体系”被老毛把握了。于是老毛希望这个民族和国家现代化用毛主义。
中国的精英本可以在一个统一独立的国家一步一步的改造我们民族性即我说的“后农业文明精神体系”，启蒙人民拓展人性，同时利用后发优势学习西方物质的生产力，保障人民的生存安定。可精英们本身却成了“后农业文明精神体系”的俘虏。任何主义都只是“马甲”，任何精英都只是变种的统治阶级。他们和以往的统治者一样在励精图治之后又回到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斗阵里去了。文革就是检验我说的理论的最好验证。人们都在迷思，中国到底怎么了？我说了，这个变种的农业文明灵魂一离不开西方的科学技术来发展这里的工业经济，一是自大的民族主义。所以我们建国励精图治搞工业搞现代化离不开苏联，又因为老毛的民族主义迷思与这个国家闹僵，经济搞不下去，习惯性的王朝动乱就开始了，所以文革吗。只不过那时我们处在政治强人的时代而没有崩盘，于是又习惯性调整。我们转向美国，利用冷战。又为了迎合民众思定和希望发展和物质现代化的心（这是变种的思稳目标，以往的农业文明当然希望农业生产，现在的工业经济农业文明精神体系则只有物质现代化和科学技术）我们把马甲换成市场经济，把目标换成富裕，把制度改改，其他一切不变。中国模式就这样诞生了，在大举模仿学习和靠等级的威权努力下，我们快速的成长物质。在这期间这个模式遇到两个问题，一个是89年年轻人的叛逆，一个是社会建设的完全失败。前者，先用了棒子再用了胡萝卜（这和以往还是一样，不听话打一打，再用教化把他们拉入这个迷思中，关键是用经济利益好的生活换取反抗的消失。这和以前一样，给你找个老婆成家立业你就不闹了吗。）第二问题则是死结。这个扭曲的制度下，等级和利益目标是背后的标准，统治者不会动真格发展人民只是说说，因为态度决定一切，他是个统治者的核怎可能让人民平等自觉拥有权力，所以弱肉强食。人民内部也是等级利益目标，他们也是这个变种文明的忠实拥趸，所以弱肉弱食。所以社会的经济分配只会越来越不公，这个国家在整体上其实不是经济决定意识，而是意识决定经济，所以民族性不改造，社会一定会这样扭曲下去。不能再让物质进步靠学习模仿，制度完善只是糊弄外国人自己还是潜规则，精神与制度与经济发展脱节了。可能有些精英看到了，所以说要加强社会建设，要转型经济发展，要鼓励创新。这些东西一提出来我就知道是假的，有时惯用的统治手段，所谓苦命所苦。可不开放思想开放言论鼓励自我救赎不放权与民（这是跳出迷思的关键和突破口，而且即使你现在就开始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离我们这个民族真正改造民族性形成现代工业文明的精神体系，那不是西方文明体系，因为我们的文明中有永恒的精华可以帮助我们的现代化继续发展的更广阔，比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态度，还有很长很长一段路要走，而且崎岖。看看台湾的道路，何其难也！不过几次选举之后，对于民族劣根性的认识、对社会保障的认同、对公民权利圣神不可侵犯的认同、对独立人格的尊重逐渐在台湾成为社会共识。这说明做符合规律的事情就一定会有好结果。同样是中国人，台湾可以，香港也在加入，其实我们也可以。），还是民族自大的情绪，还是迷思于大汉族主义，结果只有两个。其一这个精神体系制约经济发展，不得不依附于外国，而洋人危机要求你多付保护费，你民族主义高涨，于是于外战争；其二，经济不平衡发展威胁人民生存，统治阶层荒淫无道，在一些因素做导火索下，王朝周期律重演。
三、“黄色恐怖”及悲观情绪
“黄祸”是殖民主义时期美国和欧洲殖民主义国家煽动对亚洲民族，尤其是对中国的偏见的一个用语。最早使用“黄祸”这个名词的是马修·菲利普·希尔，他在1898年发表了一系列短篇小说，后来这些小说被编在一起，以《黄祸》之名出版。在这些小说中他强烈地表达了他对中国的反感，因此而成名。1980年代日本的经济有超过美国经济的可能性时“黄祸”这个词又在美国复苏。西方文化历史上始终有类似的受威胁的感觉和类似的口号，继“黄祸”和“土耳其包围维也纳”后最近塞缪尔·P·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来描写“伊斯兰-儒家联盟威胁所有西方哲学”的理论。
我的这个概念“黄色恐怖”不是带有偏见的种族主义概念，也不是文明冲突的悲观论者的概念。这是一个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以黄色代表土地农业文明的人们长期以来受一种无形的精神控制而无法自觉的这种文明无形压迫的形容。
相比文章开头论述的“白色恐怖”，和接下来论述的中国文明史，我们看到一直以来，我们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没有好好的反省过我们的农业文明精神体系如何现代化，也没有在社会上形成共识和有所行动。各种因素让我们只是看到眼前低着头向前走，永远在迷思中，可我们却自认为看清了一切，却总也解决不了问题。扭曲的剥离的精神世界无形的压迫者自由和自觉，这和“白色恐怖”一样，只不过后者是有形的对抗，前者是灭于无形之中，也就是连反对的声音也不会出现，所谓寂静无声。反而反对者成了众矢之的。比如1989，好不容易的反对声音在传统回归的方式下下一代80后，完全沦为为了精神努力，交换的礼物就是物质上幸福的生活。看到这几千年一而贯之的统治者教化与被教化形成的民族性对现代化的阻挠，你不得不感叹这个文明的骨子里的生命力和保守，甚至恐怖。所以我给种文明现象起了个“黄色恐怖”的名字。
本来结尾我想乐观一点，可现实是我悲观，我看不到这种恐怖有结束的一天，虽然我是人类进步论者。原因有如下几条：其一，人的自由首先是经济自由。看似个体经济自由，实则在这个国家你的经济物质回报是何当作了灵魂交换还来的；其二，人的自由还要仰仗信息自由。本来结尾我想乐观的原因是网络的出现和普及使得信息自由可能，但随着中国局域网和可见的对网络污名化和继续严管，我不认为这种自由会有更大的作为；其三，西方民主推销员的虚伪。在西方国家的国内，制度保障民权制约权与资本，而在国际，他们是伪善者，他们只有大公司的利益。所以美国89年后假惺惺的制裁中国，几年后就和中国特权阶层打成一片
，现在中国成了美国最大的债主。利用一个代言人剥削本地人民和当地资源是他们的伎俩。只不过这个国家的统治阶层有自负心理，你不能用硬的，否则他会带着人民和你同归于尽，你的来软的，这样他既糊弄人民糊弄自己又能满足你的需要。这和亲美亲西方的政府代理人即使换了个民主马甲也没有什么不同，这是中国特设嘛。反而是那些有了民主形式的国家的人民觉醒后利用选举把代表穷人利益的人选上台为国为民进步是正道。其四，长期受这种精神鸦片的教化而深入骨髓的对这种教化的崇拜、顽固的坚守、遇到不公忍耐或期待贤臣明君出现的人民，其实这是最大的悲剧。
我的生活经验告诉我要有耐心，要有耐心。所以我会有耐心去继续思考和观察，哪怕看到一丝光明，我也会让“黄色恐怖”结束！
老舍之死
（在一次失败的尝试外出后，有一段时间感到很沮丧，除不得不写的东西外没有太大的写作欲望，更没有为网络写些什么。昨天晚上听到今天是老舍的诞辰日，很多思考让我迟迟不能入睡，想到了许多很奇怪的对比，也想到很多这个国家的历史重复，所以今晚把它们写下来。）
“舒舍予，字老舍，现年四十岁，面黄无须，生于北平。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布尔乔亚之仁未能一扫空也。幼读三百篇，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券，以得末彩为荣，亦甘于寒贱也。二十七岁时发愤著书，科学、哲学无所懂，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得。三十四岁结婚，今已有一女一男，均狡猾可喜。闲时喜养花，不得其法，每每有叶无花，也不忍弃。书无所不读，全无收获，并不着急。教书做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也不后悔。如此而已，再活四十年也许能有点出息！不过不可能了。”
这是老舍自拟的小传。对这位幼年丧父的旗人后代，一岁半因为巧合而避免被八国联军杀害的基督徒，去英国教书而引起写作的教书匠，一位看到国内战争和日本侵华而饱含民族忧患情怀的为所有遭受苦难的人民而写作的文人，一位被周恩来邀请到北京因《茶馆》、《龙须沟》而被党授予人民艺术家的“政治文人”，1962年后因为党的批判而被逼的走投无路投湖而死的“反动文人”（1966年8月23日，本应在家继续休养的老舍，到北京市文联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 23日下午老舍与30多位作家、艺术家一道，被挂上“走资派”、“牛鬼蛇神”、“反动文人”的牌子，押至北京孔庙大成门前，被押着向焚毁京剧服装、道具的大火下跪，惨遭污辱、毒打。血流满面、遍体鳞伤的老舍被押回市文联，又因“对抗红卫兵”，加挂上“现行反革命”的牌子，遭到 “红卫兵”变本加厉的残酷殴打，直至24日凌晨。“红卫兵”勒令老舍24日上午到市文联继续接受批斗。8月24日凌晨老舍先生回到家中。清晨，年近古稀的老舍先生独自走出到了北京城西北角外的太平湖畔，当日深夜，老舍自沉于太平湖中，这位受人尊敬的社會主義爱国主义作家、戏剧家、语言藝術大师與人民文学艺术家就此與世長辭。：维基百科），今天是他111岁的诞辰。可能在这个国家没有多少人还愿意记着这个人，可这位一生写了800到900万字的文学家是伟大的。他的作品给我很大启发，他为苦难的百姓写出愤怒和无奈为这个国家思考的情怀激励着我。写这篇文章就是为了纪念他的诞辰。
《中国不高兴》里宋晓军讲述了他在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所见所闻，他描述的那些默默无闻的人，那些为了我们这个国家不受人欺负而辛勤工作的人。我知道这群人，中国的一切现代化的基础是这群人真正无私的一步一个脚印做出来的。我没法不感动，那些为中国的航天航空、中国的机械制造、中国的国防建设、中国的工业、农业打下基础的建国者们，他们中的精英或是留学回国把单纯对宇宙的好奇转化为为这个国家为这里的人民的发展而倾注一切，他们中的人民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对尊严的渴望付出血和汗。他们是真想做出一番事业为了这个国家和他的未来。这就是为何建国之初为何共产党巩固了政权。《建国大业》里当时这个国家的精英为何愿意投靠共产党包括老舍的原因。人民和精英都不愿这个国家和人民再遭受苦难了，而共产党告诉他们我们会做实事发展这个国家，不会再为个人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而耗费国家了。所以开国的先驱和支持者们是伟大的，我们不能因为反对某些东西而污蔑他们的真诚。可为何1960年代以后，老舍会投太平湖，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会被打成反动派，开国元勋们会一个又一个不人道的死亡，国家会动荡的不比建国前好到哪里去而且濒于崩溃。1979年后人们总结，那是政治斗争的错，那是阶级斗争为纲的错，是不做实事争论不休的错，是不发展的错，是贫穷的错。。。。。。于是邓小平也是如同建国之初一样做出的决定赢得了民心，动荡的人们希望做实事希望发展渴望富裕，所以改革开放所以1984年大学生会自发的打出：小平你好。可为何会有1989，为何又逼着人们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国家。因为改革开放后，像建国者那般单纯为了国家而无私奉献的人越来越少了，那些肯为了信念和渴望而踏实进步的精神没有了，我们又回到了民国。人人为己，人人浮躁，一边说着复兴中华一边不肯踏实进步模仿、虚荣、傲慢，更可怕的是为了统治的教化使反对的声音都快没有了。靠着模仿和自负支撑起的表面繁荣如同乾隆一般的自负的统治者和年轻人会带给这个国家什么样的未来？我悲观，尤其是亲身接触这些所谓社会精英，态度决定一切，我看到了统治者的态度而不是建国者的真诚。
回想1840年洋人用武力打醒中国人后，一代又一代社会精英们上下求索，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三民主义”到“共产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缺的不是一心一意想做事的爱国的为人民的人，缺的是一个如何处理人与人关系的现代社会制度和改造我们的民族性以适应的现代社会。可变到今天，我们中单纯的愿意做实事爱国为民的人却越来越少了，为何？我们的社会关系一直是精英和平民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一直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被统治者经过千年教化不得不留下不适应现代社会的民族特征，而中国的现代化就是接受西方各种思想的精英们之间为了自己见解的实现而相互利用人民斗争的历程，人民没有被启蒙没有被发展而只是被牺牲，“被”是这个国家人民一直以来的命运。如老子在2000多年前讽刺孔子们所说的：你们是最自私最虚伪的人，你们把自己当成救世主，其实你们是最大的乱源。因为人民的自我发展是正道而不是被教化为何。所以直到现在我们仍然看到统治者利用人民的弱点维持统治而不是真正的发展人民本身，结果是社会除了虚伪和利益维持着根本没有信任和希望。
总会有希望的，没人会预料到网络在今天对人的发展的促进作用。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任何稳定的社会都是建立有保障的自由上，而当人们对经济和信息有自发的自由渴望时，民权运动就会产生。
老舍之死是种迷思无解的悲哀，而人的未来一定在拓展和历练中找到。
“舒舍予，字老舍，现年四十岁，面黄无须，生于北平。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布尔乔亚之仁未能一扫空也。幼读三百篇，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券，以得末彩为荣，亦甘于寒贱也。二十七岁时发愤著书，科学、哲学无所懂，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得。三十四岁结婚，今已有一女一男，均狡猾可喜。闲时喜养花，不得其法，每每有叶无花，也不忍弃。书无所不读，全无收获，并不着急。教书做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也不后悔。如此而已，再活四十年也许能有点出息！不过不可能了。”
这是老舍自拟的小传。对这位幼年丧父的旗人后代，一岁半因为巧合而避免被八国联军杀害的基督徒，去英国教书而引起写作的教书匠，一位看到国内战争和日本侵华而饱含民族忧患情怀的为所有遭受苦难的人民而写作的文人，一位被周恩来邀请到北京因《茶馆》、《龙须沟》而被党授予人民艺术家的“政治文人”，1962年后因为党的批判而被逼的走投无路投湖而死的“反动文人”（1966年8月23日，本应在家继续休养的老舍，到北京市文联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 23日下午老舍与30多位作家、艺术家一道，被挂上“走资派”、“牛鬼蛇神”、“反动文人”的牌子，押至北京孔庙大成门前，被押着向焚毁京剧服装、道具的大火下跪，惨遭污辱、毒打。血流满面、遍体鳞伤的老舍被押回市文联，又因“对抗红卫兵”，加挂上“现行反革命”的牌子，遭到 “红卫兵”变本加厉的残酷殴打，直至24日凌晨。“红卫兵”勒令老舍24日上午到市文联继续接受批斗。8月24日凌晨老舍先生回到家中。清晨，年近古稀的老舍先生独自走出到了北京城西北角外的太平湖畔，当日深夜，老舍自沉于太平湖中，这位受人尊敬的社會主義爱国主义作家、戏剧家、语言藝術大师與人民文学艺术家就此與世長辭。：维基百科），今天是他111岁的诞辰。可能在这个国家没有多少人还愿意记着这个人，可这位一生写了800到900万字的文学家是伟大的。他的作品给我很大启发，他为苦难的百姓写出愤怒和无奈为这个国家思考的情怀激励着我。写这篇文章就是为了纪念他的诞辰。
《中国不高兴》里宋晓军讲述了他在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所见所闻，他描述的那些默默无闻的人，那些为了我们这个国家不受人欺负而辛勤工作的人。我知道这群人，中国的一切现代化的基础是这群人真正无私的一步一个脚印做出来的。我没法不感动，那些为中国的航天航空、中国的机械制造、中国的国防建设、中国的工业、农业打下基础的建国者们，他们中的精英或是留学回国把单纯对宇宙的好奇转化为为这个国家为这里的人民的发展而倾注一切，他们中的人民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对尊严的渴望付出血和汗。他们是真想做出一番事业为了这个国家和他的未来。这就是为何建国之初为何共产党巩固了政权。《建国大业》里当时这个国家的精英为何愿意投靠共产党包括老舍的原因。人民和精英都不愿这个国家和人民再遭受苦难了，而共产党告诉他们我们会做实事发展这个国家，不会再为个人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而耗费国家了。所以开国的先驱和支持者们是伟大的，我们不能因为反对某些东西而污蔑他们的真诚。可为何1960年代以后，老舍会投太平湖，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会被打成反动派，开国元勋们会一个又一个不人道的死亡，国家会动荡的不比建国前好到哪里去而且濒于崩溃。1979年后人们总结，那是政治斗争的错，那是阶级斗争为纲的错，是不做实事争论不休的错，是不发展的错，是贫穷的错。。。。。。于是邓小平也是如同建国之初一样做出的决定赢得了民心，动荡的人们希望做实事希望发展渴望富裕，所以改革开放所以1984年大学生会自发的打出：小平你好。可为何会有1989，为何又逼着人们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国家。因为改革开放后，像建国者那般单纯为了国家而无私奉献的人越来越少了，那些肯为了信念和渴望而踏实进步的精神没有了，我们又回到了民国。人人为己，人人浮躁，一边说着复兴中华一边不肯踏实进步模仿、虚荣、傲慢，更可怕的是为了统治的教化使反对的声音都快没有了。靠着模仿和自负支撑起的表面繁荣如同乾隆一般的自负的统治者和年轻人会带给这个国家什么样的未来？我悲观，尤其是亲身接触这些所谓社会精英，态度决定一切，我看到了统治者的态度而不是建国者的真诚。
回想1840年洋人用武力打醒中国人后，一代又一代社会精英们上下求索，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三民主义”到“共产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缺的不是一心一意想做事的爱国的为人民的人，缺的是一个如何处理人与人关系的现代社会制度和改造我们的民族性以适应的现代社会。可变到今天，我们中单纯的愿意做实事爱国为民的人却越来越少了，为何？我们的社会关系一直是精英和平民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一直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被统治者经过千年教化不得不留下不适应现代社会的民族特征，而中国的现代化就是接受西方各种思想的精英们之间为了自己见解的实现而相互利用人民斗争的历程，人民没有被启蒙没有被发展而只是被牺牲，“被”是这个国家人民一直以来的命运。如老子在2000多年前讽刺孔子们所说的：你们是最自私最虚伪的人，你们把自己当成救世主，其实你们是最大的乱源。因为人民的自我发展是正道而不是被教化为何。所以直到现在我们仍然看到统治者利用人民的弱点维持统治而不是真正的发展人民本身，结果是社会除了虚伪和利益维持着根本没有信任和希望。
总会有希望的，没人会预料到网络在今天对人的发展的促进作用。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任何稳定的社会都是建立有保障的自由上，而当人们对经济和信息有自发的自由渴望时，民权运动就会产生。
老舍之死是种迷思无解的悲哀，而人的未来一定在拓展和历练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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