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六.四”天安门事件

一、前言
关于对待“六四”的思考，我经历了很漫长的精神斗争过程。从不忍了解就像现实中很多人一样当面对残酷现实时没有多大的勇气去面对它，尤其是面对这段历史会让你纠结于长久以来被教化的对这个政权正义凌然的印象与此的反差。再到自我救赎中逐渐直面这惨烈的人生后自发的必须要面对这个事件。再到逐渐了解那段历史真相后的不断反思，直到现在对这个事件不断地重新思考。在这个过程里我一直不愿写下任何文字，因为那是个十分痛苦的过程。不断地写作让我体会到了，其实文字表达历程是一个通向思想深处的历程，它让你感知自己的内心深处不易体现的更加深刻的情感，它让更加真切的感知你所描述的现象、人、思想的各种状态，它让你更加真切的进入你对事物、现象的态度、思考和情绪的氛围里。我曾经写的痛哭流涕，曾经写到暴跳如雷，曾经写到浑身冒汗，我知道如果我要表达我看到的、想到的，处于这件事里的人看到的、做的、想的，及其他人看到的、想的种种关于“六四”的东西需要很长期的心理建设。可昨晚的思考让我感到生命多么变化莫测，有时候对于心里沉淀很久的东西要物质化，否则真的可能永远埋在心底。所以我决定去经历这个历程，去把我认识的“六四”写下来。我想我不会把历史事实或者证明哪些是事实作为写作的重点，而是以面向未来的态度，去表达我对“六四”的经验和价值的认识，去表达我对历史偶然性的一些看法，去表达一个坚定的信念。
二、逐渐清晰的历史和奇怪的墙内、墙外的对其态度：
20年前那几个月及其前面数十年、其后数十年关于“六四”的历史经历的过称像是任何以往人类历史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一样随时间逐渐沉淀、清晰、客观，逐渐摆脱了情绪、偏见和利益纠葛。随着越来越多历史真相的清晰，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料、影像、照片在世界和网络的广泛流传，随着越来越多外人深入研究和传播不同的对这段历史的评价和思考，理性的人们对于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有了清晰的了解，对于其的起因、过称、结局有了全面的认识，对于更广泛的关于中国发展历程有了痛苦的思考。
我想绝大多数理性、善良的人们都会认为其实在这次事件中死了多少人不是重点，其实明确到每一个生命很重要，重点是这个政府做了不可以容忍的事情，而且这改变了中国可能向伟大发展的历程。
对于拥有军事强权的政府解决矛盾用子弹，用坦克车，无论如何狡辩这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这里是绝对的道德标准，没有商量余地。即使以结果论或者功利主义来看待牺牲的意义来衡量邓的决定，预期的幸福在这件事发生后就已经注定了那只是虚伪的外表，一切悲剧从那以后就开始逐渐累积。不论坦克车里被烧死多少军人，无论全国大串联导致多少不稳定，无论李鹏、邓小平多么的为国为民、长远思考、考虑大局，无论群众运动中有多少自私、不成熟和民粹，无论人民是否是暴民在获得权利后重复他们所反对的事，无论这群人是否拿出的道路是适合中国发展的，只要政府开枪了，命令开枪的人就要承担历史责任。政府只要开枪了它就是反动的，虽然我在之后的描述中会表达其实学生们也有很大责任，但你开枪了就证明你的冠冕堂皇的为中国发展之路考虑的种种借口彻底推翻了。因为发展不是为了人的发展，发展是可以死人的，是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的，这在之后中国发展中处处印证而没有反思纠正，只要那个美好未来的梦不破灭，这种发展就会持续，但现实必然会让那个梦冥灭。因为政府的做法就是掩盖问题、回避问题。更关键的是这种问题是关乎中国更长久发展的、是关乎中国人能否跳脱历史宿命论的。在较短的历史发展看，可能会带给中国快速的发展，可邓决定开枪后，中国历史发展的跳脱悲剧之门又面临必然的关闭。邓本来可以无比伟大，可这个决定让他只是曾国藩、只是李鸿章、只是王安石而不是林肯、肯尼迪。开枪的影响在于对民心的影响，对当时几乎绝大多数现在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年轻人价值观的影响。这些影响都是朝着悲剧发展的影响。刚刚可以启蒙的民族性在坦克车面前又加以巩固。
但历史没有那么简单，邓和这个政府如我上述而言无论中国在他们之后朝更好的方向发展的如何好（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长远看。），他们都是有罪的。但我必须说明邓的无奈，而这个无奈其实是必然的，是千年的民族性造成的。邓只是在最好和最坏的之间无奈的选择了一个最保险的也最易实现的中国发展方式，即继续在开明专制下的渐进启蒙与渐进发展即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反对者就镇压。但这个必然发生的风波和邓的选择却让自由主义的启蒙运动彻底在这个体制内不会发生，而那是必然中国要走的道路。不走，就是中国历史王朝悲剧的一再重复。也许邓知道自己一定要承担历史责任去背负这个骂名，让中国先有温饱再去启蒙，那时的社会代价和改造难度都会减小，而不是出现最坏的结果：中国又回到文革的动乱或者更糟的近代史中去。而最坏的情况即使在现在看来如果让当时的学生按他们的想法做发生的可能性也很大。所以邓也只有可能做出这样的决定。但一旦采取这样的手段的结果是必然在体制内不会出现纠正和反思，只能会继续掩盖问题，让中国通向美好的道路前途未卜，而悲剧的命运变得越来越可能。
至于“六四”的意义，毋庸置疑，它是中国当代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即使现在的官方仍然有意淡化这个事件。因为它对我们的未来之路的明晰做出了太大的贡献，虽然它也让中国走向悲剧的道路加大了。但我更愿意认为这是一次思想实践，从更积极的态度上说，是中国解套思想产生的思想实践。所以对于思考这次事件的对未来的经验，对于现在的中国尤其重要，所以也是我不得不面对这个事件的原因。关于“六四”对未来的经验和意义的详细阐述将在本文的第三部分展现。
对于政府对于这个事件的态度如我上述而言是必然的回避，是不断地为其走的不断加强的渐渐失去开明的等级专制的发展模式证明而且也已经不是邓开始提出的解放思想、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道路了。这种所谓中国模式越来越表现出中国式王朝的悲剧历程，它唯一可以被支撑的是经济的发展保证了温饱（其实这是也是自我解套的最好时候，尤其是80后90后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而它再也不能让多数人更好发展了，也不可持续。危机总在最好之后变为最坏。这样就是体制内解套必然不可能的有一个原因，也是我不断强调的我对体制内渐变的悲观的又一原因。
而我更想说的是体制外和洋人对这件事的态度，也就是墙外的态度。我是这个社会最随机的一个代表，而我在网络中遇到的墙外的洋人也是最随机的代表，虽然可能是比较关心政治的。无论是挪威、美国、埃及还是俄罗斯，我很惊讶于他们对我们这段历史的了解和比较深刻的见解。我们往往认为洋人都被海外那群民运极端和自私分子所蛊惑，其实不是。而且海外民运也渐渐认识到自己必须先自我救赎，虽然还很不够，但对“六四”的看法也渐渐有理智的声音。更不用说，台湾、香港、海外华人对这件事的广泛讨论和思考。反而是这里对待对于我们未来如此重要的事情却有意掩盖，连洋人都在学习这里的人类经验，我们却只能在地下讨论，翻墙了解事实，旁敲侧击的表达。但即便如此，墙外的态度却对墙内的自我救赎之路和解套提供了可能。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网络、没有YouTube，我们墙内的人会真实了解这段历史。虽然可能天朝公安部长会说，西方反华势利利用网络渗透反华。可对于独立人格的个体而言，他有客观判断的能力，而且只有自由的信息才会有尽可能的接近真实的判断，国内的正名宣传够多了，难道看一点外面的声音就是洗脑，天天听天朝之圣音就不是洗脑？
三、“六四”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对未来的教训和意义：
至于“六四”发生的原因，有人说是经济自由化改革逐渐沦为既得利益者捞取好处的改革，社会的不公逐渐加剧，青年渐渐对社会和政府失去了希望；有人说是政治高层的勾心斗角，利用学生和社会的不满发起的运动；邓说：这是国内和国际的气候决定的。也就是冷战将要结束，东欧在巨变，柏林墙要倒掉，自由主义思想强劲的吹向东方。
我的看法是，当文革动乱使得物质极度匮乏及在外部现代化的刺激下，人们在发展物质上取得了高度共识，加之那时是一个政治强人的时代，开明专制使得国家可以动用一切资源发展经济。有民心、有决心、有手段，中国经济一定发展。但邓的思路是不触及过往或者现在的既得利益者，用外部的改革带动内部的改革，希望用物质累积和发展解决改革阻力，希望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态度、解放思想的鼓励逐渐进行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建立国家各种制度以解决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这样的代价最小，改革的过程最平稳。可与西方相比的优势即国家控制改革而不是民主制度下的改革带来的执行力逐渐变为无论体制内、体制外的人为己谋利的工具，即权与钱的结合使优势资源总是不公的掌握在邓不愿触及的既得利益者身上。不公和缺乏正义在毛时代以来一直强调的人民那里感到的尤为强烈。
而且当外加的信仰（共产主义）被不再提及，传统的民族劣根性换了马甲，在“邓主义”的外套下大行其道，而且欲望之门打开（所谓西方好的坏的都来了），这是“邓主义”失败的可能性很大的原因，他不面对或者放在以后去面对我们建国以来的失败（文革）最重要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或者中国几千年以来一直没有启蒙和现代化的民族性上。使得人们在前进时骨子里引导他们的还是这些东西。
加之国门打开，物质发展，经济自由化，人性逐渐被启蒙。欲望比如性与自由主义同时被催醒。这无论在“六四”学生那里还是在反对学生的人那里都在发生。自由主义是人类必然要走的道路，中国人也不例外。体会到自由主义先进性的学生希望用民主来解决社会不公和正义缺失的问题。也就是用西方经验解决工业化带来的诸多问题。但他们太不成熟没有对中国问题深刻的认识，关键是这种自由主义之路也可以成为没有启蒙的民族劣根性的马甲甚至比“邓主义”的发展之路更坏。而也打开欲望之门的既得利益者们当然对能给他们带来利益的制度持支持态度，所以对自由主义采取反对态度，他们只赞同经济的自由化不赞同政治的自由化。当然体制内的一些人我相信邓是这样的人，是希望避免不成熟的自由主义带来的更糟的局面而反对的。他们看到那样的自由化对当时社会的弱势群体伤害更大，这是一个正确的判断，即使我批评邓之后的决定。邓也可能认为自由主义和人权、民主是中国必走之路，但他的思路是留在物质发展以后再去建设。矛盾总是在内部先爆发，中央高层的权力斗争使得不成熟的自由主义、既得利益者、政治强人之间的关于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矛盾在那个春夏爆发。接下来就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有价值的思想实践，那里的经验对我们的未来至关重要，这是我一直强调的。
从学生运动的过程看，无论是学生领袖内部的分歧，那里的组织方式，表达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透露者其实这里的多数人本身没有被启蒙，骨子里的还是民族劣根性，虽然表现的很自由主义、很民主。自由主义的基础是人性的启蒙，理性精神和人道主义的建立。他们多数没有，那么开始打开的欲望只能在骨子里的东西的指引下用自由主义的诉求如民主去实现。柴静跑到外国媒体面前的哭泣和之后这群人的出国及以后的经历证明，他们也没有信仰。这在当时就已经被一些学生看到，他们就已经指出不能用你反对的东西去反对，那样和他们有什么不同，其中就包括刘晓波。
其二，学生们所呈现的中国未来发展道路即说服不了政治强人们也实际上是注定失败的。我们抛开那些自私的学生不谈，只谈那些对自由、民主怀有极大热情的单纯学生。他们如同郑永年所说，他们只把自由主义当成道德上神圣的东西，只在概念上接受，不愿把自由主义中国化。我们都知道普世价值如自由、人权、平等、公正是在哪里都是真理，可我们面对的社会和人不是美国乡村自治传统的社会和人，除了引领的人要自我启蒙、自我救赎外，我们所要启蒙和现代化的人也需要长期启蒙和现代化我们的民族性。我们连启蒙和自我启蒙都没有完成，离现代社会还很遥远。因此自由主义者应该思考的是结合中国现实想办法掀起启蒙运动，改造民族性，这是正途和避免自由主义空洞化或者经历民主化的发展中国家付出的用时间和牺牲换成长的道路。吾尔开希在人民大会堂表达的其实没有说服力。其实那时人们即使面临成为奴隶的可能，也不愿再像一些发展中国民主化的成长道路了。（那是还是有希望不成为奴隶的，而现在则是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其实反过来看，如印度即使是巴基斯坦，它们的动荡不意味着以后不比中国人更快的现代化，我指思想。）
其三，学生们没有政治智慧。我前文说了，那是个政治强人的时代，邓也不是一定反对自由主义那边。当然那里也有保守派如军队高层、也有既得利益者如李鹏。他们寄希望的高层不是政治强人，而使矛盾变成政治斗争（赵与李的斗争群众化），那是不明智的。“邓主义”里是存在自由主义发展的空间的，因为那是个政治强人的时代。学生们应该把这次运动变为反思社会发展方式、凝聚社会共识、加强自由主义合法性的运动。而暴力、自私和短视使这次运动又变成了中国传统的庶民请愿，请愿不成就揭竿而起的与权威严重对立。用李敖的话，我们应该抱着共产党的大腿，让它其中的强制力（国家力量）让自由主义发展用制度和国家意志制裁既得利益者的欲望、鼓励启蒙奖励按现代理念做事的人。可能当时李敖说这话还是对的，现在都变了，因为强制力和国家意志也被既得利益者绑架了，政治强人时代从邓以后就消失了。
其四，学生高估人民的意愿了。这里的人民可能会有不满社会公正的情绪，趁哄还行，面对强权和死亡立刻退缩。骨子里的民族劣根性再次体现无疑。我还记得有一段资料表明，一个住在长安街附近的居民看到军队晚上进入天安门听到开枪后说：什么人民军队为人民就是土匪。当时他们以为可能是橡皮子弹呢，当看到血淋淋的尸体后立马就乖乖的躲到家里了。还有一张照片，表现的是第二天上午一群行人走在长安街上，看着被烧毁的车辆，像是在参观战场。看似全国的运动很快就平息了，即使在西方制裁和压力下，这里的人民也没有开始看似高涨的情绪看似理想主义的情怀了。沉默变得尤其可怕。当然这里还有很多人在坚持如刘晓波，有些人还为此付出了生命。
总结“六四”的经验，我认为有五点：1、无论如何自由主义是中国必须要走的道路。既然自由经济可以接受，民主与人权理念也必须得到普及。中国的未来一定还是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2、自由主义者必须自我救赎。也就是自己必须先改造自己的民族性（其实救赎别人救赎救赎自己），自我启蒙，克服人性解放和物质丰富后的欲望与贪婪，用人权和理性去克服人性之恶，用理性打通心灵和世界的隔阂理解生命的价值、理解自由和平等的价值。我们知道我们需要领袖，但领袖必须是精神上的先行者；3、自由主义需要中国化。如前文所述，我们面对的文明不同，虽然我们的目标一致或许在这里的实践会更加发展那些人类进步的经验，所以我们要脚踏实地，先从自由主义的启蒙运动开始。当然物质的进步对人的精神进步有促进作用，但解决物质增长带来的问题或者说工业化带来的问题靠的还是自由主义带来的民权及其精神。所以自由主义者应该和权威达成共识，及开明的专制是可以接受的，要保持经济成长，但必须用国家强制力和制度鼓励启蒙和培育现代社会，用国家强制力和制度制裁既得利益者的虚伪及其背后的欲望、贪婪及更深的民族劣根性。4、与权威的关系，不能陷入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里去，不能绝对的与其对立。既要保持合作又要保持独立，用精神的力量去促使这个体制的强制力达到我们想要的目的，而不是暴力和那些我们所反对的他们利用的手段。但我要强调当时的体制内存在这种可能，学生们如果认识到这一点也许不会发生悲剧，可现在几乎不可能了，这在后面会详细阐述。5、明确我们的敌人不是物质的人而是其背后阻碍中国人现代化的民族劣根性。这会使我们的目光变得长远。
“六四”对于以后现实社会的影响如我前文所述，多数人民心中的民族劣根性被加强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体制渐渐变得失去体制内实现自由主义的可能而是越发的趋向保护既得利益者。
人们看到国家的强制力压制了自由主义的运动，看到了国家保护了既得利益者不惜利用武力，看到了国家为了稳定可以掩盖问题、回避问题。看不到自由主义中国化的问题，看不到体制内也有可能渐变的希望。人们开始对自由主义和理想丧失信心，想到如果公平正义无法得到那么我至少不要成为那个被剥削者，我要成为既得利益者。人们更加关注自我和家庭，人们逐渐连这个可能成为信仰的东西也抛弃，彻底投入为名为利的金钱至上的斗争和努力上去，对所谓的平等和正义渐渐麻木。我想这是我们亲眼所见的。带来的是一切民族劣根性的行为的被接受被强化，就像办事得找关系、经商就得和权力保持暧昧、行贿受贿是稀松平常的事、忍耐、等级观念等等。
而这种强化带来的消极精神的普及导致的是体制里改革力量的逐渐消弱。一方面既得利益者扩大，就是让以后加入的主要是知识精英阶层也就是之后的大学生成为既得利益者。另一方面，既得利益者们利用这次事件及自由主义者不成熟犯的错，不停地污名化自由主义，以强调政治稳定其实是维持特权的稳定而非为了改革稳定而强调的稳定。因为后者会不断逐渐的开放政治自由而前者永远不会改变。以后只要触及到他们的利益的改革就可以把稳定和暴民的暴动可能拿上台面。加之西方对当时自由主义者的支持不可否认他们有私心，又成为既得利益者们渲染民族主义悲情的一张牌。这一切使得体制内希望发展自由主义的人几乎不可能用体制的手段实现，加之邓死后，政治强人没有了，权利被死死的绑在既得利益者的手里。
以后的经济发展不是他们的功劳，也不是制度的功劳，而是等级经济形成或者绝对的经济自由化加没有丝毫民权的权贵制度下靠全球化和中国人的勤劳和忍耐的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快速增长。它一定提供足够的生产力维持人民的温饱。但更为重要的是这里本可以不断进步的对人的发展和现代社会制度的建立尝试被既得利益者不断地用权势剥夺走了。人民没有进步，而却造就了一群无比富有的现代皇帝享有着特权、财富并自我堕落着，而且带领这个社会继续堕落。让人渐失对未来的信心。看来前文提到的我们这个民族不断循环的悲剧历史又要发生，因为现代经济的进步靠的是对人的尊重，当经济无法发展维持不了就业和温饱，那未来可想而知，而这时的人民没有进步也没有权利，中国不会重复像美国上世纪30年代的走过的完善之路，而又是破坏与动荡。那是我们就知道人民有权利会用权利的重要性了。
当然时代的变化总是出人意料的，我还是看到了经济自由化和开放带来的中国未来的希望，而“六四”的经验对这个机会至关重要。所以我一直说，“六四”对于中国的未来做出了思想实践的第一步，虽然里面有很多错误，虽然让中国走向悲剧循环的可能性加大，虽然对体制内渐变带来毁灭性打击，但在历史又给中国人的机会里这就显得像先贤的探索那般重要。而这种希望和解套的可能在后文中会有表述。
四、历史的玩笑
“邓主义”本身的设想如前文所述是放在以后触及精神深处的问题，不动既得利益者，用发展、物质累积、解放思想、摸着石头过河来逐渐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我说了这种设想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可谁又能说在更长远的未来看，这是明智的一步呢？可必然的民族性主导的既得利益者在经济自由化中的对社会伤害使得必然的“六四”发生，而必然的学生不成熟导致的邓选择了一个无奈的开枪决定。我说了这是邓在最坏和不可能实现的最好之间选择的无奈之举，而且他可能也是支持自由主义的。听从不成熟的学生道路很大的可能是动荡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民主之路，而且在中国特色里走出动荡的可能性很小。而学生与权威的妥协而对体制内促进自由主义发展达成共识，在学生的错误和各种势力的阻止下是最不可能出现的结果。他只能做出看似站在既得利益者一边的决定。只是在这个决定之后，自由主义在体制内发生的可能就几乎没有了，我前文分析了原因。看来被既得利益者绑架的体制和中国命运又回到中国历史轮盘里，重复着悲剧。在经济无法转型和人民没有自觉的情况下，走向动荡。
历史总是开玩笑，中国人是最被历史玩笑眷顾的民族。李约瑟问历史说，为何中国古代创造了这么辉煌的科学技术，却没有启蒙出现代思想？我们感叹明明明朝就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却现在也没有普及人本理念。我想历史上公平的，让东方这个民族早熟稳定，那么这个民族走向现代之路就艰难无比。我们知道阻碍我们的就是民族劣根性，鲁迅说过，柏杨说过，我们从“六四”和改革开放里看到。它的改造无比艰难。在动荡的近代史中，无数中国人为之努力却又本身陷入这个迷思中。20世纪的外部世界的变革让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中看到了现代化的希望，可“六四”又让希望破灭，迷思在体制内泛滥。可历史又开中国人玩笑了，当绝望来临，希望又出现了。
“邓主义”是希望在物质丰裕，温饱解决后，再有可能实现自由化。而在其间用开明的专制保护工业化过程里的弱势群体和自由经济带来的没有竞争能力的弱者，用国家的力量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也就是说体制内是存在可能的自由主义目标的。现实是中国的自由化前期的启蒙需要国家强制力参与，这也是许多知识分子支持邓的原因。启蒙需要物质充裕，需要制度保障（奖励现代理念，惩罚民族劣根性行为。）再合适的时间逐渐开放权利，让自由主义实践，渐进的让中国走向现代国家。也就是先至上而下但最终还是自下而上。这是中国的自由化之路，我们没有美国的独立民族性前提，我们的文化是集体观念和奴性太强，需要引导，这是事实。可这个主义太小看民族性的顽强，因为代表国家的还是具体的人，他们也同样是被改造对象，他们如何理解有些伟人的想法。悲剧还是证明了自由主义只能之下而上。可外部世界变化了，其一全球化导致中国有可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解决温饱问题；其二就是最近10年发生的网络的普及，而且廉价是中国的穷人可以负担得起的。在这里信息是自由的即使有人想方设法阻止自由，但技术总是掌握在西方人手里，这里无法完全控制。这里也无法等级化，想想连教育都已经等级化了，而这里网民是平等的。人的自由和自觉也就是启蒙需要物质温饱，需要自由的信息而且是可以负担的，而这一切中国在最近几年都有了。而且人类世代交替中都有后辈对前辈叛逆的因素，而80后逐渐成为社会的主体，如果他们中的大多数自我启蒙，这也不是“邓主义”希望的效果。历史总是开这种玩笑。
可首先是80后们愿意自我启蒙，当然这需要领袖。其次敌人从劣根性变为绑架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我前面说了，统治者对“六四”的态度已经让体制内努力不可能，那里的自由派很少，投机分子很多。只能靠体制外的某些努力对体制内的自由派形成帮助，让他们配合社会整体的制度改造，当然这里需要分辨投机者（即本质是不公制度的受益者，当分赃不均时就偏右，当穷人质疑时就维护体制的这种人。）而这种努力一定要从“六四”经验里汲取教训，不能再重复错误。